中华艺术精神的当代阐释初探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黄永健 叶文浩 赵雪
Email: hyjhk@163.com
关键词：中华艺术；传统文化；艺术精神；当代阐释
一、当代中华文化中的传统艺术
中华文化自成体统，源远流长，到了今天，中华文化经过一百多年的革新、革命和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积弱积贫任人凌逼的屈辱状态，而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世界军事强国和政治大国。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在物质财富积累、城市化进程、高科技创新以及军事实力等“硬实力”方面，正在迎头赶上世界发达国家，可以说中国人已经为自己的文化自信建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与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如夏商周、汉唐甚至明清盛朝（比较强大的历史时期）相比，中国人目前远未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不但没有文化自信，甚至还可以说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认同还存在着“危机”。海外学者余英时认为：“近几年来，在一般中国人的意识中，中国文化传统的位置确有所提升。但文化危机则仍非短期内所能挽回。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1949年以后，由于民间社会被彻底改造，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许多基本价值不是遭到唾弃，便是受到歪曲。据最近的实地调查，不但仁义道德、慈孝、中庸、和谐、容忍等传统德目失其效用，而且一切宗教信仰——包括敬祖先的意识——也在若存若亡之间。这种思想状况遍及于各年龄层，其主要造因则在1949年以后，而以“文化大革命”为最大的关键。旧的价值系统已残破不堪，但新的的价值系统却并未出现。其次，大陆学人的反传统激情现在虽有开始退潮的迹象，但新的“国学”研究仅在萌芽阶段，目前还不足以承担阐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任务”。[1]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当代中国人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文化危机的同时，西方强势文化也在“冷战”之后的文化多元主义浪潮中，产生了自我怀疑甚至自我谴责的文化危机意识。西方世界的文化危机首先来自其学术界的文化反思，“西方的人类学家、文化评论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在最近二三十年间颇多质疑于所谓‘启蒙心态’，因此不再奉直线社会进化论、极端实证论、现代化理论等为金科玉律”。以至于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会以三十九票对四票取消了该校唯一的“西方文化”共同课程，而代之以“文化、观念与价值”的新课。[2]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国际背景和当代中华文化认同“危机”与“契机”并存的语境之下，作为中华文化重要象征的中国传统艺术，也深深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一方面，由于一百多年来的反传统和文化革命的不断“去中国性”，[3]犹如对于自己的文化失去自信和定力一样，当代中国人对于中国的传统艺术同样失去了自信和坚守的勇气，如果说在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始终存在“尊西人若天帝，视西籍如神圣”的文化自我矮化心态的话，在今天的中国艺术界（包括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界），同样存在“尊西人若天帝，视西艺如神圣”的艺术自我矮化心态，传统艺术(民间工艺、地方戏曲、传统建筑、传统服饰、方言文学等)被现代化、城市化浪潮所削弱、消减甚至有被彻底消灭的趋势，如某些当代艺术家为了迎合国际市场特别是西方人的文化想象，牵强附会的拼贴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元素制造“伪艺术形式”，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艺术的总体发展趋势是：文化符号越来越集中，艺术家逐渐走向自我，艺术空间也越来越狭窄。北京的798和宋庄的艺术家们在表达他们的“中国化”的诉求时，有意无意地对中国各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进行借用、变形和操作。但是，往往被中国人和西方人忽略的事实是，这种“借用”往往是将这些“中国符号”拔离了原来的根基，随意到将“中国符号”彻底空洞化，由于剔除了中国语境和中国氛围，这就好似将中国传统文化这根“萝卜”彻底拔出了土，然后去泥，切割、烹饪而成为了一道道地道的“西餐”或者“中西餐杂拌”。[4]
正是因为如此，包含“正能量”的中国传统艺术并未能积极有效地参与国家的“软实力”建设，研究者指出，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传播和其移民数量难以成正比，甚至不如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传播得更顺利和深刻。在那里，中国的绘画展览不算多，规模也很小。虽然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艺术也逐渐受到美国人的重视，但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仍是陌生的。相比于当代中国的作品，美国人更重视中国具有历史价值的传统艺术，比如瓷器、园林、剪纸以及古代绘画和传统书法。大型博物馆举办的也多是传统中国艺术展，如朝代的艺术展或者绘画主题展。[5]以民间工艺而言，一方面环境不利于民间工艺的生存，一方面，当代艺术教育形式也在阻碍着民间工艺的良性传承，比如中国当代的设计艺术教学体系源于德国包豪斯学院，影响至今鲜有变化，绘画基础教学模式来自于前苏联，虽然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手段有其独特性与实用性，但对传统艺术资源的淡忘正是对数千年艺术遗产的漠视。[6]
尽管如此，中国当代艺术经由“去中国性”、“非中国化”发生了“再中国性”、“再中国化”的微妙变化。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感应时代的文化召唤，告别“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文化自我矮化心态， 以特立杰出之作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和艺术现状作出“反省性”的反映，如“女子十二乐坊”，台湾艺术团队创作的互动装置作品《行气》等创新之作，都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在中国文化意识的引导之下，逐渐回归本土语境，深层铸造中国艺术意境和中国艺术品味的精品杰作。
正如习近平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中国当代文艺必须传承中华文化，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当代文艺应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7]
二、中华传统艺术中蕴涵之信念和价值
正能量指的是一切予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求、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感情。[8]上升到对于国家层面，中国“正能量”文化，是反映中华民族精神、主流意识、正确审美观，倡导以人民为价值中心的、深受广大人民欢迎的具有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的精神产品的总和。一般表现为格调健康、情趣美好、振奋精神、发人深省、催人向上的文化特质。[9]
艺术文化作为文化价值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效地承载着文化的正能量，发挥着文化的正能量效应，具体到中国艺术，则中华艺术尤其是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价值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效地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正能量，发挥着中华文化的正能量效应。
艺术在其五光十色的形式背后，包含着人类的情感，在人类的情感的深处，又含藏着人类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原始艺术以其激烈的情感性和直觉性，表达初民对于宇宙和生命的认知和想象，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各民族的艺术文化以其各具个性的艺术形式或艺术语言，表达各民族人民对于宇宙、生命和生活的认知和判断，由于“艺以载道”、“艺以载情”，各民族的艺术所载之“道”和“情”，必存差异，如果其所载之“道”为“正道”、“正见”、“正念”、“正思维”，则其艺术精神是“正能量”，相反，其所载之“道”为“歪道”、“邪见”、“恶念”、“乖思维”，则其艺术精神是“负能量”；如果其所载之“情”是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给人力量、令人充满希望则其艺术情感是“正能量”，相反，如果其所载之“情”消极颟顸、阴暗昏沉，令人失望迷茫甚至痛苦绝望，则其艺术情感是“负能量”，一件艺术作品包含着作者真挚的情感，通过阅读、观看、聆听和感悟，引起接受者的强烈共鸣，并进而加深了接受者对于宇宙人生的理解层次，使接受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身心愉悦，精神升华——达到了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则这件艺术品的精神品质是“正能量的”，其社会作用也是“正能量的”。
当代文化学者皮特·N·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一书中指出：“研究艺术创作是探索一个文明所蕴涵的信念和价值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10]我们在探索中华文化正能量，研究如何发掘传统文化的有价值的信念和思想时间，将目光投向中华传统艺术，博观约取，深长思味，同样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历代艺术家以不同的语言风格、形式意味、意象系统和符号系列表现世界、诠释人生和生命的奥妙，同时他们的艺术创作也深深地印刻着这个古老民族的宗教信仰、哲学理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以及民族智慧，今天我们探求中华文化之道，除了可以运用宗教、哲学、道德、伦理、社会习俗等不同视角之外，还应该且必须运用艺术的视角和艺术文化学的方法，以文化学的方法来研究艺术，既是我们加深对于文化理解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我们加深对于艺术研究的重要途径。
中华艺术尤其是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价值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效地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明）的正能量——在当下及将来仍然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化理念，比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悌、忍、善”，比如被张岱年先生称之为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积极的健康的要素，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指导作用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力量的“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11]，“敬、诚、信、忠恕、仁爱、知耻、和而不同”等，[12]而传统艺术通常又是以特殊的风格、品相和气貌来委婉间接地表现中华文化中的正能量价值成分。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人类性意义的价值理念，在新的话语环境下，得到了新的诠释和践行，如新加坡全民教育教材《儒家伦理》，将“五伦”中的“父子”改称“父母与子女”，“君臣”改为“国家与人民”、“兄弟”改为“兄弟姐妹”等，显示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再生能力，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在1978年的国庆献词中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先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的价值体系”[13]。而当代中国核心领导层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如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4]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实融合了传统文化有价值的部分，而进行了现代化和当代性的转化，如其中的“富强”、“和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承接中国传统文化“刚健有为”、“崇德利用“、“和而不同”、“天人协调”、“仁爱”、“敬、诚、忠恕、让、忍、善”等价值理念，而“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等核心价值，承接和借鉴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融合中西，创化出新，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上契合人类对于美好未来的祈求和盼望。同理，当代中国艺术在承接传统文化的价值基因的基础上，在全球文化对话大环境中，有意或无意地借鉴融合非中华文化（如西方文化、日韩文化、非洲及美洲文化等）的价值理念，进行必要的艺术创新，从而真实地表现时代的精神底蕴和道德指向，如谭盾及其“中西异合”、[15]“西音中韵”[16]的音乐作品，就是极为典型的成功案例。
彭吉象先生在其《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一文中，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概括总结成了六个字，“道、气、心、舞、悟、和”。具体为：“道”——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性，“气”——中国传统艺术的生命性，“心”——中国传统艺术的主体，“舞”——中国传统艺术的乐舞精神，“悟”——中国传统艺术的直觉思维，“和”——中国传统艺术的辩证思维。[17]彭吉象试图用现代美学范畴如“生命性”、“主体性”、“辩证思维”、“直觉思维”等来诠释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不失为试图打通中西艺术范畴，并对传统艺术精神进行现代转化的有益尝试，但是用“道、气、心、舞、悟、和”这六个单音词，或者用“虚、静、明”等单音词来概括中国艺术精神，[18]在单音词已经不占优势的现代汉语语境中，与普通大众的阅读理解终隔着一层，比如“和”作为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特质，内涵丰富，如果我们用“中和”这个双音词来来说明中国艺术的特质，则阅读及理解上更为顺畅，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生命性表现的“气”，换成“刚健”这个双音词，不仅阅读及理解上更为顺畅，在艺术创作实践和文化传播等层面，可以有力地与国家的艺术振兴和文化复兴进行对接。当代学者聂振斌在其《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化》一书探讨中国艺术精神的礼乐教化根源，在历史语境中分析了礼乐教化、礼乐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儒道禅的审美境界与艺术理想:儒家的“美善相乐”境界，道家的美真合一境界，禅宗的“识心见性”境界以及艺术理想的创构。从历时性的角度看，中国古代艺术精神表现为感性活动中的理性精神、美感形式中的生命意识、自然山水中的人生乐趣、现实环境中的自由境界。[19]聂振斌所提炼出的六个价值理念，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对于现实的指向性，但是其中没有充分显现中国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内含，因此有必要对其提出的相关中华艺术精神价值理念进行充实改进。
我们认为各个传统艺术门类的艺术作品集中地表现出“道、气、心、舞、悟、和”的中国艺术精神，同时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作品由分别表现出“道、气、心、舞、悟、和”，而“道、气、心、舞、悟、和”又通向中华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悌、忍、善”，以及“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敬、诚、信、忠恕、仁爱、知耻、和而不同”等价值理念。尽管徐复观认为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虚、静、明”，主要表现在传统绘画与文学两个艺术门类之中，且绘画又是庄学的独生子，但是，我们认为庄子的“虚、静、明”的艺术心灵，实存在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整体大全之中，也散存于中国传统艺术的各个门类艺术之中。
郝伯特·里得在《艺术的真谛》一书中专辟《中国艺术》一节论述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精神，郝伯特·里得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享有如此丰硕的艺术财富，从全面考虑，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中国艺术的卓越成就相媲美。然而，中国艺术也有其缺局限性，从我们将要分析的原因看，中国艺术缺乏雄浑宏伟的作品”，他认为中建筑比不上希腊或哥特式建筑，但是绘画和雕塑完美无缺。“有史以来，中国艺术便是凭借一种内在的力量表现有生命的自然，艺术家的目的在于使自己同这种力量融会贯通”，中国艺术浪漫而伤感，但是“中国艺术家总是奇迹般地从这种伤感主义的困扰中解脱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具有高深哲理特质的中国宗教”，“尽管艺术家不一定要像哲学家那样遵守一条不受情感摆布的理性原则，但却要遵守一条如上述的技巧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一定会找到关于浩大无际的中国艺术精神的完整而笃实的解释”。[20]郝伯特·里得的论述中断断续续的表达了他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判断，如中国艺术精神中“浪漫”、“伤感”、“生命性”、“解脱”、“情理并重”等，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中华艺术精神的部分特质，但是正如大多数西方艺术史论家那样，里德也认为中国艺术缺乏“雄浑”悲壮之美，这是对中华艺术精神的片面认识，当代中国艺术理论家必须予以澄清和纠正。
三、中华艺术精神的新阐释
被西方话语所遮蔽的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道”和“器”两个层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超越性智慧，在当代语境中，中国传统艺术文化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精神并没有过时，相反，中华之艺所承载之中华之道、中华之美，不仅唤醒了民族的文化身份意识，更激发了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心。
因此，我们探讨艺术如何积极参与构建当代中国新文化，首先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参照文化界、哲学界有关中国文化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参照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和观点，重新研究界定中国传统艺术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重申其对于当代文化建构的重要作用。因为中国传统艺术通过不同的风格、气象、品貌委婉曲折地传达中华文化之道，我们在分析中国传统艺术作品对于中华文化价值的承载之时，可以就各个门类艺术的主要风格、气象、品貌进行研究和综合归类，从而自不同的方面突出中华艺术之道和文化之道，中国古代音乐、诗歌、戏曲、舞蹈、书法、水墨画、篆刻、雕塑、建筑、工艺等，有效地承载着中华文化形而上层面的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在今天人类文化对话和全球文明共建过程中，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参照价值，可以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华艺术的正能量，发挥积极的建构作用。
通过分析对比，综合归纳，并参照前人的经典分类，我们分别以“中和”、“生动”、“圆融”、“自然”、“情性”、”“刚健”等范畴与其相对应的艺术门类，来诠释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承载。[21]即： “中和”——中庸和谐的音乐艺术，“生动”——生动活泼的国画艺术，“圆融”——圆融自如的戏曲、舞蹈、小说艺术，“自然”——自然天成的园林艺术，“情性”——情性通达的诗歌、书法艺术，“刚健”——刚健有为的雕塑、篆刻艺术，来诠释中国传统重要艺术门类体现出来的文化正能量。当然，艺以贯道，道艺相济，实际上 “中庸和谐”、“生动活泼”、“圆融自如”、“自然天成”、“情性通达”、 “刚健有为”等艺术精神存现于中国传统艺术的各个门类，只不过我们认为某一类或某几类的艺术更为突出表现出上述的不同的风格，并以此种风格通向中国文化之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这种“以点带面”、“由点及面”、“点面结合贯通”的研究推理思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学术结论具有学理上的逻辑性及阐释的清晰度，用“中庸和谐”、“生动活泼”、“圆融自如”、“自然天成”、“情性通达”、 “刚健有为”这六个价值理念，来阐释中华艺术精神，相对于已经取得的相关成果如《中国艺术学》（彭吉象）所提出的“道、气、心、舞、悟、和”，《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所提出的““虚、静、明”，以及聂振斌在其《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化》一书所提出的美善相乐、美真合一、识心见性、理性精神、生命意识、人生乐趣、自由境界[22]等，更加具有艺术门类的针对性，也更贴近中国当代的审美追求。
[1] 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6.
[2] 同上。
[3] 参见刘悦笛.当代中国艺术:建构“新的中国性”——从“去中国性”到“再中国性”之后[J].艺术百家,2011,27(3).
[4] 同上。
[5] 付阳华.当代中国艺术与国家形象塑造[J].党政干部学刊,2014(4).
[6] 王刚.中国传统艺术资源的保护与发展研究[J].设计艺术研究,2012,02(3).2012年第3期。
[7] 参见习近平：《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news.ifeng.com/a/20151014
[8] 宋海芽.“正能量”一词的翻译和语义延伸的认知阐释[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2(3).
[9] 常勤毅.中国“正能量”文化内涵与构成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4(1).
[10] 皮特·N.斯特恩斯，迈克尔·艾达思，斯图尔特·B.施瓦茨，马克·J.吉尔伯特.全球文明史(上)[M].赵轶峰.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413.
[11]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4-15.“天人协调”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德利用”主要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关系；“和与中”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民族关系、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而四者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体系。
[12] 刘梦溪.马一浮与国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7.刘梦溪先生认为这七种基本的价值理念，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年来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
[13] 王殿卿.新加坡的文化再生运动与国家的共同价值观[J].思想教育研究,1994(4).
[14] 参见习近平：《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news.ifeng.com/a/20151014。这儿的“中华美学”、“中华审美风范”，在当代艺术学已经升格的学术语境中，也可以称为“中华艺术”、“中华艺术美学风范”。
[15] 张娜.谭盾音乐的中西异合[J].音乐创作,2014(5).
[16] 龚佩燕：《电影<卧虎藏龙>中的音乐艺术》，载《影视传媒》，2014年第1期。
[17] 彭吉象.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http://edu.gmw.cn/2015-11/05/content_17612954.htm.
[18] 李维武：《徐复观与<中国艺术精神>》，载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36-565.2012年
[19] 聂振斌：《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化》 参见https://baike.so.com/doc/9335682
[20] 赫伯特·里德.艺术的真谛[M].王柯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3-71.
[21] 刘勰《文心雕龙》将文学风格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种。司空图在刘勰等前人探讨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提升，将诗的风格细分为二十四种，即：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参见http://baike.baidu.com/link
[22] 聂振斌：《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化》 参见
https://baike.so.com/doc/9335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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