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推动中国艺术走向繁荣
深圳大学 黄永健[1]
文化传播是指文化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从一区域传到另一区域以及从一群体到另一群体的互动现象。[2]威廉·A·哈维兰在其《文化人类学》一书用“diffussion”一词，来解释文化传播现象，一个社会的成员向另一个社会借用文化元素的过程叫作传播（diffussion）。[3]但“diffussion”原意是气味、光热、学问、知识的散布、传播。文化传播有时更注重思想、信仰的传播和扩散，所以也有的学者用“dissemination”一词解释文化之间的传播现象，“dissemination”主要是指思想、信仰的散布。文化传播发生在不同的文化模式之间，人类学家童恩正为：“除了自身的发现和发明以外，一个社会里新文化因素的出现也可能来源于另一个社会。这种从其它社会借用文化因素并且将之融合到自己固有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称为传播。”[4]文化学者司马云杰认为文化传播也发生于社会、群体以及人与人之间，文化传播是“人们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产生于社区、群体及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共存关系之内的一种文化互动现象。”[5]无论如何小到个人大到一个民族国家必然生活在文化传播的语境之中，文化传播伴随着接受方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一般来说，只有当所接受的价值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不发生冲突，文化传播的内容才能顺利地扩散并产生效果，否则，文化传播无法实现。文化传播的另一个特点是传播方式的平和性和渐进性，历史上商旅、传教、游学、迁徙、航海都是文化传播的最常见的方式。
中国文化既是文化传播的输出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接受者。据《中华文化史》的研究结论，汉唐时代，中国实行全面开放的外交政策，在多方位、多层面的对外交流过程中，中外文化相互对话、融合、创新、创造，可谓五彩缤纷，成就斐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两个伟大时代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文化作为优势文化，它的文化输出要远远大于文化输入，就当时的文化影响和艺术传播力而言，中国汉唐时代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和艺术成就远比周边国家，甚至比当时的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秦汉时代，中华文化从东、西、南说那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在这一双向运动过程中，中华文化初步确立了自己在世界文化系统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吸收了外部文化的宝贵营养，激发了自身机体的蓬勃生机。[6]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在西方所开辟的汉代丝绸之路，功不可没，建元3年（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到达大月氏。元狩4年（前119年），张骞二度出使西域，抵乌孙国，公元前115年，张骞派其副手抵达康居、大宛、大夏，其后朝廷每年派出使节出访西域，东汉永平16年，班超的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远涉波斯湾，临海而止。这其中不仅中外双方实现了器物文化的交流互补，同时在文化的相互借鉴融合过程中双方以至多方在艺术文化方面也别开生面。仅就汉代而言，除了动植物的引进之外，箜篌、琵琶、筚篥、胡琴、杂技、幻术、乐舞、绘画纷至沓来，李延年“因胡曲更造声二十八解”，“因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动容”，汉代的画像石上，出现了迥异于峨冠博带、长袖宽衣中国风格而头顶毡帽、穿着紧身衣裤的“胡人”形象，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刻上“那有翼的大使，可能就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爱神受了变化以后的形象”，佛经故事成为中国弹词、评话的前身。汉代中原人接触胡旋舞，直至唐代，唐明皇和杨贵妃联合编导的《羽衣霓裳舞曲》，源于由河西传入的《婆罗门曲》，其中也加入了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7]
唐代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与其同时，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则远远落后于唐朝，印度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日本仰视中国，阿拉伯世界处于扩张期，拜占庭与西罗马帝国则进入衰落期。8世纪西欧进入查理帝国时期，进而分裂为东西法拉克福王国，可以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强大国家。[8]“唐代的政绩和印度、伊斯兰国家、拜占庭帝国、拉丁基督教国家相比，是最为突出的”。[9]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7世纪的中国巍峨雄踞于当时世界其他一切政体的顶峰。……它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饶、在许多方面堪称最先进的国家。[10]因为国家强大，文化自信，李唐王朝采取全面开放的文化接纳政策，唐代不隔华夷，这种初步形成的“华夷一家”观念，超越前人，影响深远，从宗教文化方面来看，唐代实行儒释道三教并行合流的开放政策，其时由中亚、西亚各国来华侨民带来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伊斯兰教，都得到了政府和民间的接纳和收容，领邦日本、朝鲜、越南仰视中原，日本派出大批的“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以至于在返日的留唐学生的策动之下，公元645年，日本发生了著名的“大化革新”，公元840年，新罗留学生和其他人员学成回国的一次就有105人。唐代，中国的造纸术流传到大食，后传入中、西亚以至欧洲。中国炼丹术西传之后，直接推动了阿拉伯炼丹术和欧洲炼丹术的成长，而现代化学便是在欧洲中世纪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外，唐朝还开辟了由南中国经印度洋到非洲的“陶瓷之路”，大量的陶瓷远行至于菲律宾、印度支那、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锡兰和毗邻的地区，也有一些瓷器运达非洲东海岸。唐代文化向外传播，以至于形成了“唐”、“唐人”、“唐字”、“唐言”、“唐家”、“唐山”“唐人街”等文化符号。
天长地阔杳难分，中国中天不可论。
长安帝德谁恩报，万国归朝拜圣君。
汉家法度礼将深，四方取则幕华钦。
文章浩浩如流水，白马軳经远自临。
故来发意寻远求，谁为明君不暂留。
将身岂惮千山路，学法宁辞度百秋。
何其此地却回还，泪下沾衣不觉斑。
愿身长在中华国，生生得见五台山。
这是巴黎所藏敦煌伯3644号写卷中的一首诗偈，[11]此偈的作者为以为来华礼佛的梵僧，仿佛西天取经的唐僧，他慕名东来唐朝礼佛朝拜，临别之际，依依不舍，因为他觉得东土大唐文化礼法美不胜收，佛法精严，他愿意生生世世都生活在和谐、优美、有序的中华上国。
这种空前规模的文化传播潮流，直接带动了当时的世界艺术的繁荣和创新。唐代的乐舞艺术传入西域、朝鲜半岛、日本等国家。如西域的阮咸、笙、箫等来自中原，中亚的排箫由唐朝传入，唐代的三弦、三竹、筚篥、筝等传入朝鲜半岛，而传入日本的乐器多达10种，唐代的乐舞《秦王破阵舞》声震印度等古邦国，《柘枝舞》、《春莺啭》等传入朝鲜半岛三国，唐代燕乐、声明、踏歌等都传入日本，唐代的乐舞制度、音乐理论、乐谱等都传入日本，从而大大加快了日本乐舞艺术的发展。此外唐代的百戏、书法、绘画、雕塑等都传入世界各地。[12]
与其同时，唐代的艺术已经达到了灿烂兼备的发展高度，都城和皇陵的建筑艺术、唐诗的汪洋恣肆、书法的极妍尽美、画的灿烂求备、乐舞的盛大欢腾、文的酣放茂郁等，都达到了后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度，这当然首先得益于唐人对于既往中华艺术精神和艺术成就的成功吸收和转化，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唐代艺术的灿烂兼备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唐人对于外来文化和外来艺术的吸收和创新性转化。例如在乐舞方面，唐代就充分吸收了西域诸国、希腊、罗马、印度、波斯、大食等国的乐舞理论、乐器、乐舞作品等，从而促进了乐舞艺术的发展，唐代著名的燕乐，就是学习西域音乐艺术的结果。在百戏方面，印度的倒立术、走绳、驯兽技等、大秦的吞刀吐火、剖腹挖心幻术、西域的《拔头》、驯狮、舞马等百戏以及波斯的泼寒胡戏等汇聚与唐，不但丰富了大唐百戏的内容，而且提高了它的表演技能。来自印度的“凸凹画法”和来自中亚、波斯的宗教绘画技法，使得大唐的绘画艺术更加丰富多彩，流派纷呈。唐代敦煌壁画的飞天形象，就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元素的混合物，唐代雕塑博采众长，吸收了中亚诸国、希腊、罗马、印度、波斯、大食等国的艺术成就，并提高了自己的艺术水平。[13]
秦汉时代，中华文化从东、西、南说那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在这一双向运动过程中，中华文化初步确立了自己在世界文化系统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吸收了外部文化的宝贵营养，激发了自身机体的蓬勃生机。[14]唐代的艺术首先得益于唐人对于既往中华艺术精神和艺术成就的成功吸收和转化，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唐代艺术的灿烂兼备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唐人对于外来文化和外来艺术的吸收和创新性转化。
汉唐时代，中国文化作为优势文化，它的文化输出要远远大于文化输入，只是因为就当时的文化影响和艺术传播力而言，中国汉唐时代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和艺术成就远比周边国家，甚至比当时的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比较而言，晚清以来直至现当代（1919至今），中国的文化输出要弱于文化输入，工业革命开启的西方现代文明以其空前发展速度和传播强度，迅速战胜东方文明，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都经过了主动或被动接受西方文明，学习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及所有非西方国家也都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的文化包括艺术文化向西方进行传播扩散，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国家都在伸张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力争在国际舞台上，谋求本民族的文化话语权。
当代中外文化传播对我国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思潮、艺术评论、艺术理论发生过负面影响，在论及当代艺术（当代先锋美术）时，有的学者指出，当代中国艺术从1978年到2008年间，可以用从“去中国性”到“再中国性”来加以概括，从1985年开始，中国艺术圈向欧美世界开放，欧美的前卫艺术成为了“85艺术运动”的唯一范本，当时，欧美艺术作为“他者”（the other）形象出场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不仅中国前卫艺术从此得以开场，而且前卫艺术之外的其他的传统艺术类型都受到了这种外来的深刻影响。中国当代艺术在接受借鉴当代以的过程中，由于盲目模仿跟风，或为了迎合西方市场的审美趣味，有意无意地借用“中国符号”进行拼贴，将艺术背后的本土化的语境剔除了，这就好似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根“萝卜”彻底拔出了土，然后去泥、切割、烹饪而成为了一道道地道的“西餐”或者“中西餐杂拌”。[15]当然，在从“去中国性”到“再中国性”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能够整合“高科技”与“深文化”的成功作品，如2007年奥地利电子艺术节上出现的互动装置作品《行气》——在一个铺满白沙的封闭空间里面，一面屏幕正对着两个座位，参与者可以坐到上面去，在古典音乐的伴奏下，利用自己的气息去调节屏幕上徐徐出写出的书法的速度、力道和进程。艺术家以“阴阳”概念进行互动设计，一位以呼吸的速度来控制书法的行进，一位以呼吸的深浅来影响书法的浓淡，观众透过彼此互动的过程，体会人与他人、人与万物微妙不可分的共鸣和协奏，于此同时，屏幕上的书法也倒映在白沙之上。这样的作品，可谓真正把握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魂魄”。[16]
总的来说，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文化传播浪潮，当代中国的艺术文化得以全方位与西方文化接轨、融合并以此为契机，带来中国当代艺术文化的空前繁荣和发展。1980年代西方现代文艺大讨论、文学主体性讨论、文化“寻根”思潮、重写文学史话题与实践等等，都与外来思潮的影响和激荡有关，以至与短短几年内，西方现代、后现代的各种艺术在中国全面演练，风靡一时。就文学而言，有的学者认为，新时期30年，是中国百年新文学发展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也是我国自1840年以来的近代文学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它堪与我国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和盛唐时期相比肩。新时期的文学艺术实际上实现了两个超越——超越十七年，超越“五四”新文学。[17]
改革开放文化交流互动催生出新时期30年文艺创作的累累硕果，如朦胧诗、寻根文学、女性文学、第五代导演的电影、90年代散文热等，文学上出现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高行健、莫言），[18]高行健和莫言的作品，借用西方（包括南美洲）现代小说的表现技巧，来讲述中国故事，从另一个视角展示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人类心灵的思维深度，拓展了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展示空间，莫言在诺贝尔获奖感言中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他这样的一个作家。莫言学习国西方现代派的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是最终还是回归到传统，但是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其《檀香刑》及其以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同时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巧的混合文本。[19]与其同时，上述作家及其作品因与国际接轨有效地传播了中华文化，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声音，展示当代汉语的独特魅力。此外像小说家余华、陈忠实、汪曾祺、王安忆、王蒙、张承志、韩少功、张贤亮、贾平凹、铁凝、王小波，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海子以及剧作家沙叶新、魏明伦等，都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张艺谋、陈凯歌的影视艺术获得国际大奖，也从另一个层面展示大国崛起艺术繁荣的历史画面。
或许我们以深圳为例来说明文化传播对于本土文化建构和艺术发展的正面影响就很能说明问题。深圳首先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文化的标志性成果，其次它也是文化传播的产物，号称“移民城市”的深圳，通过“国内移民”带来了祖国不同地域的文化，包括器物文化如饮食、日用品等，风俗文化如各地民风土俗、方言等以及精神文化如宗教信仰、民俗信仰等，深圳通过国际文化传播和“国际移民”带来了当今国际上的市场文化、开放文化和民主文化等，没有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就没有深圳八面来风的生动局面，没有文化传播，就没有今天的深圳，文化传播造就了深圳文化多元又相互融合创新的文化格局。深圳是当今文化传播场域中的谦逊的接受者，深圳草创阶段本着“改革开放”、“敢闯敢试”等价值理念，向小学生一样虚心接受能够为我所用的西方文化养分——效率、市场、务实、科学、理性等，今天，深圳理直气壮地成为文化传播的主体——曾经的“文化沙漠”，在历史巨人的塑造之下，已然“蝶变”为文化的绿洲，深圳十大观念成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文化创新的标志性内涵，尤其是在十八大以后“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目标成为国人的共识之后，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其所肩负的文化传播使命尤为特出而显豁。
产生于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的文学艺术作品，相应地记录并反映了深圳创建经济特区三十五年来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独特成就。
1984年7月，“深圳市作家协会”经批准正式成立，到2014年，深圳作协成立30周年。这期间深圳市文联、深圳市作协精心策划了深圳首届文学季重点活动——“深圳优秀文学成果展”，此次活动征集、展出深圳150多位作家的200多种优秀著作，作品形式涵盖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化批评、新媒体文学、青春文学、影视文学等，以此见证了深圳文学创作群体的成长，并集中反映了深圳文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
今年4月9日，“2015文学深军新势力”——深圳青年作家研讨会在京举行，会上专业人士就深圳文学创作现状进行研讨，认为深圳“为全国奉献了移民文学、城市文学、打工文学、底层写作、网络文学、青春写作等文学形态。很多文学形态大都在全国率先出现，产生影响……深圳为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的城市叙事，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同步性，互文性，在场性，是深圳城市文学的突出特点。”[20]著名评论家孟繁华表示，“深圳作家的文学创作跟北京、上海非常不同……深圳作为移民城市，每个作家带有不同的生活体验和文化记忆，因而深圳的文学创作形成独特、多元的态势与格局，充满活力。”[21]
深圳文学艺术走过了三十五年的发展历程，在历史的行进中已自成体系。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编的《春华秋实——深圳文艺发展探索与思考》（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年出版）、杨作魁著的《深圳文学概论》（深圳：海天出版社,1996年出版）、胡经之主编的《深圳文艺20年》（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出版）、章必功主编的《都市文学新景观——深圳作家作品研究（30年30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周思明著《全球化视野与新都市语境——深圳文学30年论稿1980-2010》（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蔡东著的《深圳文学生长与展望》（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年出版）、黄永健 安裴智著《听潮逐浪》（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21年出版）等专著，集中体现了深圳学者对深圳文学艺术发展的思考和智慧。
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强度大、多样化。可是目前我国文化传播面临一系列困境：文化传播实力“西强我弱”，国家政府对传媒微观管理多，宏观管理少；传播模式、方法和手段僵化；传播内容选择缺乏针对性。因此，必须加快构建技术手段先进、方法方式灵活，体制、观念、理念、内容新颖，覆盖全球的文化传播体系，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传播能力。[22]变被动、自然“引进来”为主动、积极“送出去”，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当代顶层设计的共识，当代中国文化传播和艺术文化的对外传播其意义重大，有时候，文化传播（如意识形态、哲学和宗教等）困难重重，但是，艺术传播却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习近平主席2014年10月15日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些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外国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的认识和理解”。[23]当代中国文化传播特别是艺术文化传播在中国“硬实力”逐渐突显出来的话语环境之下，必将以其多元务实的传播模式和传播风格，促进中西、中外文化的大融合和中国艺术的大发展。
[1] 黄永健（1963-），深圳大学艺术学部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艺术文化学、诗学理论、文化产业研究。
[2] 文化传播，参见http://baike.baidu.com.。
[3] [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61页。
[4] 童恩正：《人类与文化》，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5]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
[6]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2页。
[7] 张国刚：《唐代对外开放的回视与审思（专题讨论）——唐代开放与兴盛的当代思考》，《河北学刊》2008年第3期。
[8] 同上。
[9] S.A.M.Adshead.T'ang China, The Rise of the East in World Histor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4.
[10] [美]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黎鸣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1]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9页。
[12] 赵喜惠：《唐代艺术的世界地位探析——以乐舞、百戏、书法、绘画、雕塑为例》，《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13] 同上。
[14]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2页。
[15] 刘悦笛：《当代中国艺术:建构“新的中国性”——从“去中国性”到“再中国性”之后》，《艺术百家》2011年第3期。
[16] 同上。
[17] 彭金山等：《改革开放30年文学艺术的发展历程及其成就》，《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18] 虽然因种种原因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广为人知，但是其《灵山》等代表作，是在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并以汉语写作的文学文本。高行健在获奖感言中提到了卡夫卡和费尔南多·比索瓦等。莫言在获奖感言中指出他的小说创作受到了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重要启示。
[19] 《莫言诺奖感言》，参见http://u.sanwen.net/subject/1007805.html。
[20] 陆云红：《“深圳作家小伙伴们也是蛮拼的！”——我市青年作家研讨会在京举行》，《深圳特区报》2015年4月10日第B01版。
[21] 同上。
[22] 徐稳：《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出路》，《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23]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见http://news.if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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