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健：中国散文诗的现代性与未来性

作者：深圳大学教授 黄永健

一、中国散文诗中的多重现代性

我们这儿所说的散文诗当然是指20世纪以来的现代汉语散文诗文本，是几代中国散文诗作家在祖国谋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凭借散文诗文体，而表现出来的不同时期、不同个性的继发性“现代性”情绪体验。稍加分析和整合，我们就能从20世纪以来的中国散文诗文本中找到上文所提及的七种“现代性”所对应的优秀杰出之作。如

1、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审美现代性）

诉诸现代主体的情绪体验，是一种扩展性发散演绎的现代感情、情绪状态（见《中国散文诗研究》），这是中国散文诗的主流，以鲁迅的《野草》为代表，《野草》时代的高长虹、李金发、刘半农、王统照、于赓虞、焦菊隐、唐弢等也创作了可堪传世的力作，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港散散文诗作家商禽、痖弦、苏绍连、渡也，陶然、蓝海文、秀实等都有优秀作品问世，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徐成淼、许淇、昌耀、耿林莽以及目前的中青年散文诗作家如桂兴华、灵焚、周庆荣、林登豪、方文竹、红杏、李松章、林登豪以至最近出现的打工诗人郑小琼的散文诗最具有代表性，这类作品的特点表现在1、关注内宇宙、潜意识活动，常写超现实梦境；2、晦涩、荒诞、反讽、震惊、阴暗的笔调；3、死亡、生命、孤独等为主题；4、语言的陌生化。

2、世俗现代性或“中产阶级”的现代性

这类散文诗作家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他们追求精致生活的情调、怀旧的贵族情怀，个人主义的话语（包括女性主义立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徐志摩、梁宗岱、何其芳、冰心、石评梅、宗白华以及当代的叶梦等可以作为代表。

3、“轻性”现代性

表现出对于现代生活的投入和赞赏，告别农耕时代的节奏和静美，进入都市的流行时尚拥抱都市，尽情舞动生命和激情，试看徐成淼的散文诗《明亮的时刻》。

4、被遮蔽的现代性

如20世纪30年代丽尼、田一文的散文诗《鹰之歌》、《江之歌》以及许多少数民族散文诗作家或生活在边疆地区的散文诗作家的作品，着意表现与现代生活和现代人性相对的另一种生存状态和生命活力，因为这种活泼的生命力直接构成了对于现代人性的挑战和必要的补充，因此这类散文诗同样获得了它的存在价值，成为中国散文诗不可或缺的一种表现形态。

20世纪80年代，汉语散文诗实现了现代主义的回归，波德莱尔式的反讽、震惊、梦幻书写得到了当代中国散文诗诗人的重视，但是这其中依然有一批诗人，尤其是生活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域的作者，目睹现代化、城市化对于传统文化（包括汉文化传统和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冲击和腐蚀，顽强执着地用散文诗形式赞叹人性的传奇、自然的雄浑壮阔和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以此构成对于现代化命题的反讽和质疑，莫独（哈尼族）、喻子涵（土家族）、梅卓（藏族）、瓦历斯·诺干（台湾泰雅族）以及常年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当代散文诗诗人亚楠、堆雪等的作品较具有代表性，莫独《绿春哈尼长街宴》。

5、革命的现代性

中国革命的思想资源来自西方，虽则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其反资本主义（否定西方式的现代化）倾向，但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本身就带有西方宗教理念和西方式的思维习性，比如阶级斗争学说既是西方二分式思维模式的衍生物，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里种族、信仰族群不平等的理念衍生物。20世纪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的驱使之下，发扬儒家文化积极用世的实用理性精神，将马克思所设计的并且由列宁和斯大林所成功地进行了一场实验的革命模式，引入中国，这场革命的的历史功过自有后来者进行更为客观的评估，无论如何，中国革命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因为革命本身就裹挟着“现代性”的某些内涵，如平等（反权威、破伦常）、自由（信仰一统前提之下的自主选择权、反封建革命行为自由）、法制（革命组织内的纪律规约）、人权（男女平权）等，因此可以说，从20世纪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开始，中国现当代文学实即开启了一场“革命的现代性”言说，“革命的现代性”言说与“审美现代性”言说的不同之处表现在言说态度上，“革命的现代性”言说包括中外散文诗的“革命的现代性”言说拥抱革命，用真挚的情感投入革命的理念和革命的行动，如流传甚广影响了几代革命青年的高尔基的《海燕》，“海燕”被贴上“革命者”的标签之后，在自命为革命者的读者那儿，就产生了基于革命信念之上的情感震撼力，异代之时，已不知革命为何物的读者可能会对《海燕》作出其他的解读，比如人类学的、宗教学的甚至论理学的解读，但是就这篇散文诗所发挥的功能而言，说它属于散文诗中“革命的现代性”文本，应无异议。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出现过赞美革命，欢呼革命、鼓吹民族斗争和歌颂新中国新时代的散文诗文本，如茅盾、王统照、瞿秋白、丽尼、刘北汜、田一文、以及郭风、柯蓝、刘湛秋、许淇、李耕、顾工、王中才等，其中有些作品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瞿秋白的《暴风雨之前》、丽尼的《鹰之歌》、《江南的记忆》。

6、多重现代性。

西方的以工业文明和科学民主为代表的一般的资产阶级现代性、19世纪后出现的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反叛的美学现代性（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这三种现代性实际上包括在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或“中产阶级”的现代性、“轻性”现代性和革命的现代性范畴之内。早期散文诗诗人王独清的《塞纳河畔之冬夜》对资本主义的夜巴黎极尽挖苦抨击之能事，同时有意唤醒劳动阶级的“可怜的兄弟们”，有朝一日“放起火来，把这个繁华的巴黎城，烧一个干净！”，它表现了反叛的美学现代性（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融合。

7、“新现代性”

即物质生活中的实实在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物质现代性。这是当代文学评论家张未民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在把握现实生活的时代特征上，过分看重精神性，使它无法有效而深刻地追踪和表现生气勃勃地展开的现实，无法表现新现代性所张扬的合理的生活欲望。90年代以来我国当代文学文本如王朔的新写实小说和《废都》、《活着》、《长恨歌》以及女性主义小说等，解除了80年代启蒙现代性的内在紧张，使生活的空间或历史的时间得以总体化，充满了世俗感，对欲望生活、物质生活、日常生活的留恋、迷恋之上，颓废与坚韧，随波逐流与意志信守，都依“生活”二字的追问苍桑而直似一部生活的感性启示录。与其相对应，中国散文诗里也出现了将日常生活加以审美化的佳作，以散文诗这种现代文体张扬生活欲望和感官享乐，有意摈弃以前的那种反讽、批判和否定的思想倾向，在生活的当下拥抱生活的真理——感性世界自然包孕着宇宙人生常道，所谓肉身既是道场，烦恼即是菩提，这种审美态度和认知方式，随着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博得了越来越多的作者和文艺批评家的理论认同，当代散文诗作家叶梦的散文诗或许是一个较为明显的例证。

二、中国散文诗的未来性

1、话语多元性

如波德莱尔、本尼迪克特、理查德·特帝曼、Luc Decaune、阿得林·万勒等著名散文诗批评家对于散文诗的文类界定都是有限的理论解说，散文诗与非散文诗的边界（那堵看不见的篱笆）是活动的。实际上世界散文诗的历史确实也说明了这个道理，法国公推波德莱尔为本国散文诗的鼻祖（当然也有异议），俄国公推屠格涅夫为散文诗鼻祖，可是屠格涅夫借用波德莱尔首倡的散文诗形式，抒发一个俄罗斯老人的乡土念旧情怀（如《玫瑰花，多么美丽，多么鲜艳》，王尔德借散文诗记述他的奇思妙想（与审美现代性了无瓜葛），泰戈尔、纪伯伦借散文诗抒发神秘主义的东方宗教情感，阿舍贝利借散文诗抒发后现代语境中的碎片感，鲁迅借散文诗抒发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荒诞情绪，东山魁夷借散文诗抒发日本人的自然观感（物之哀感），南美洲的瓦叶霍借散文诗抒发拉丁美洲的集体无意识，台湾的莫渝称只有诗人写出了散文诗，可是朱自清以散文家名世，他的《春》和《匆匆》却因为简洁、紧凑、语言诗化，而被众多散文诗选集界定为散文诗。

2、人文性

散文诗是诗性文本，散文诗作家第一要素是情感能力，目前散文诗诗人中情感丰富充实者很多，我们常见在一个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之前，“来来往往一首诗”的散文诗和散文诗诗人比比皆是，而写出才情、个性，写出民族精神、时代群体感受、文化关怀、终极关怀和宇宙意识的杰作并不多见，上文所举王蒙、基兰德、嘉本特都写海，高尔基、泰戈尔、纪伯伦都写海，但是每个人的“海”都是不同的，这其中各位大家的人文素养在发挥着坚如磐石的奠基作用。鲁迅在人文修养臻至成熟的中年时代写作《野草》，《野草》之所以取得了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任何读者都得承认，《野草》的背后“彷徨”、“呐喊”（ 《野草题辞》：我将大笑，我将歌唱）着一个学问广博，思想沉潜，感情丰富激烈中年鲁迅，鲁迅先生的文化品格和他的人文修养高度也是《野草》取得突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3、民族性、地方性、本土性

散文诗作家的文化品格大约有这么几个构成部分：1、民族文化品格2、地域（乡土）文化品格 3、习得文化品格。

民族文化品格与种族、地理环境及民族文化积累、教化有关，在这三者之中，民族文化积累、教化最为重要，民族文化积累、教化可以克服种族、地理环境的缺陷，培育出独特的民族文化品格，美国现当代散文诗与法国、俄罗斯、拉丁美洲散文诗风格上差别既与种族、地理环境有关，同时也与文化传统有关，虽然西方人认为泰戈尔的作品成为了西方文学的一部分，但那只是表面上的似曾相识，泰戈尔散文诗《吉檀迦利》里面的泛神论色彩，实则与一神论的上帝信仰之间存在着极大的文化差异，散文诗本来是用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痛楚的，可是到了极讲究温柔敦厚的文化中国，又被很多现当代的中国散文诗诗人作为美文曼舞风花雪月，到了俄罗斯屠格涅夫、普里什文、邦达列夫笔下，成为描写风土人情和批判现实的小散文，虽然当代散文诗已进入后现代写作状态（如阿舍贝利等），可是无论怎么先锋、前卫的散文诗文本在意象呈现方面都带有民族文化的印记。塞萨·瓦叶霍身为印地安人，青年时代因故流亡法国、西班牙，并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可是当他写作散文诗《时间的暴力》的时候，他表达的是对于时间的另外一种价值判断。当时间（历史）里突然涌入现代生活场景（神父、洋铁场、左轮手枪、乐谱、单簧管），作为诗人的塞萨·瓦叶霍面对它们，就会产生类似于鲁迅当年面对五四前后中国文化危机所产生的荒诞意识——时间=人的生活=死亡，时间、空间和人类的生活感受性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异构同质性存在，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显然这种荒诞意识不同于上帝已死的西方荒诞意识，它是从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根源（南美洲思维习性）之处所生发、冲撞出来的现代反叛精神和文化反思、重构欲望。

地域（乡土）文化品格是指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某一地域的泥风土俗影响作家，化为作家内在的感觉方式和外在的语言风格。散文诗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语言风格成为凸显个性，展示魅力的主要缘由，当代哈尼族散文诗诗人莫独虽然用汉语写作，但是却被称为“用母语行走的诗人”，试看他的《山寨姑娘节》：

一

山寨还是昔日的山寨，村庄永远是当初的村庄。

而你已不是过去的你。

生长了翅膀学会了飞翔的鸟儿，不在满足于在寨头的枝头上跳跃；清新的啁啾，洗濯城市灰色的丛林。

今夜，你沿着母亲的指纹，回到最初的那句啼声里。

回到一个母性的习俗里。

……

四

鼓声响起，你用舞蹈在山寨的胸膛上点燃一丛篝火。

山歌响起，你用年轻在篝火的中央纵情青春。

这是爱情的枝头，今夜让那些聚会的情歌筑巢。

这是母性的颂歌，今夜为一双成熟的手掌梳妆。

鼓声属于你、掌声属于你、歌声属于你、舞蹈属于你。

而你属于爱情。你

你期待的目光，在比火还炽烈的喝彩里绽放。

你滚烫的歌声，在比水还清澈的激情中流淌。

五

推开竹篱笆，入眼的都是土生土长的风情。

打开糯米包，扑鼻的全是土色土香的问候。

吃罢蛋拌糯米饭，你将背离一段盛情，背离迷人的花季，去耕种一份实实在在的季节。

你纤细的手，将拄着爱情的拐杖，叩打婚姻的门坎；

你将把明天那份新娘的笑靥，提前灿烂在今夜的天空。

一个多么令人心动又留恋的夜晚哟！

月亮瘦去，爱情丰满。

今夜，所有的祝福为你而盛开。

莫独的语言紧贴着哈尼人的乡土情怀，情是第一位的，语言的调配跟着感觉走，这就跟一些为文造情、无病呻吟、矫情滥情泛情无情之作拉开了距离，哈尼人依然葆存着一份浑朴天真，一份与万物同情互感的胸怀，因此，接受了大学本科正规教育的哈尼人莫独，既是使用非常西化了现代汉语，也能做到妙手回春，为情造文，感人至深。安徽散文诗诗人张道发的散文诗在选词择句，运筹行与行、段与段之间的节奏时，也是紧贴着一方人民的特殊感受性，让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意识、前意识、潜意识贴着略带土腥味的安徽肥东丘陵方言汉语自由翻飞，试看他的作品：《木梁上的乳燕》：

雨下着，木梁上的一窝乳燕在叫唤，门口吹进的雨气裹着凉意，身上顿觉清爽多了。

刚打下的新麦堆满墙角，湿湿的麦香盈满陈旧的屋子。

父亲常坐的那把竹椅空着，他到隔壁家搓麻将去了。我送他的半包纸烟搁在椅子上，淡淡飘过来的烟气，让我感觉沉默的父亲仍坐在那儿。

自家的狗望着木梁上的乳燕，目光怜爱，与人相处久了，狗也通了人性。我忍不住抚摸它光滑的背，叫出它的人名。

一只老燕从雨中归来，嘴里衔着杨树上的虫蚁，油亮的羽毛滴着雨水。

乳燕兴奋地叽喳成团，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娘亲一样。

我不由想起自己出门在外的孩子，心中掠过一抹柔软的情愫。

走到墙角，抄起一把麦粒，将其中的一粒放进嘴里咀嚼。

雨在下。回声很大，像起伏在我心里的事情。

这篇散文诗与上举莫独的散文诗一样，都是运用跳跃性的语感和直觉，娓娓诉说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特别的情景，作家在那一时刻对这个场景具有特别的感触，并将此时此刻激烈高涨起来的情感，移置到眼前心下的诸物象之上，经由心言心语的娓娓诉说，热切道来，于是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写的是生活中的普通场景，但在诗情滋润之下，普通的生活场景，普通的散文叙述过程飞腾升华为散文诗，这是耿林莽所说的“化散文”，我们注意到，“乳燕在叫唤”，“叽喳成团”， “ 心里的事情”这几个词语都是江淮丘陵地带方言土语，让它们穿插在散文诗的机体之中，一下子凸显出一方人民对于生命和世界的特殊感觉方式。“走到墙角，抄起一把麦粒，将其中的一粒放进嘴里咀嚼”，这也是江淮丘陵地带农民排谴苦闷、释放心事的一种方式，湖南或广东的农民不可能这样来释放心事，湖广一带不种麦子，生活在湖广的散文诗诗人不可能将这个“最有表现力的典型细节”，化入诗境，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习得文化品格是指作家在后天的教育环境中，接受了不同于先前的价值观

（尤其是异质性的文化价值观），改变了生活态度，从而将某种后天习得的价值理念涵容于散文诗文本中，众所周知，西川既是一个中国文化土壤孕育出来的一个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个经由后天教育（北京大学英文系、美国艾奥瓦大学2002年访问学者）逐步改变本土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诗人，虽然有很多人研究西川（如他的长诗《致敬》、《巨兽》），并认为两诗是散文诗，但是西川不以为然，试看《巨兽》中的一段：

那巨兽，我看见了。那巨兽，毛发粗硬，牙齿锋利， 双眼几乎失明。那巨兽，喘着粗气，嘟囔着厄运，而脚下没有声响。那巨兽，缺乏幽默感，像竭力掩盖其贫贱出身的人，像被使命所毁掉的人，没有摇篮可资回忆，没有目的地可资向往，没有足够的谎言来为自我辩护。它拍打树干，收集婴儿；它活着，像一块岩石，死去，像一场雪崩。

乌鸦在稻草人中间寻找同伙。

那巨兽，痛恨我的发型，痛恨我的气味，痛恨我的遗憾和拘谨。一句话，痛恨我把幸福打扮得珠光宝气。它挤进我的房门，命令我站立在墙角，不由分说坐垮我的椅子，打碎我的镜子，撕烂我的窗帘和一切属于我个人的灵魂屏障。我哀求它：“在我口渴的时候别拿走我的茶杯！” 它就地掘出泉水。算是对我的回答。

一吨鹦鹉，一吨鹦鹉的废话！

…………

一个熟读《论语》的人把另一个熟读《论语》的人驳得体无完肤。

杜甫得到了大多的赞誉，所以另一个杜甫肯定一无所获。

在黑暗的房间，我奉承过一个死人，他不是我的祖先 而是我的邻居，我为他

编造出辉煌的一生，他铁青的脸上泛出红晕，多年以后，我在他孙子的家中饱餐一顿。

在黑暗的房间，我虚构出一个女孩的肖像。一位友人说他认识这画上的女孩：她家

住东城区春草胡同35号。 我找到那里，她的邻居说她刚刚出了远门。

通观西川的长诗和他进来发表的散文诗（《出行日记》），我们都能感受到一个后天接受并大致认同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当代中国诗人，对于本土文化和本土价值观的失望情绪和调侃冲动，这种失望情绪和调侃冲动以及对于另一种文化价值的膜拜在他的名诗《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表露无疑，此诗出现的“神秘的力量，射出光来”、“祭坛”、”领取圣餐”等意象，一再提醒我们，西川通过后天的学习，已经断然与东方宇宙观、泛神论思想分道扬镳。在西川看来，神以及所谓理性的光辉高高在上，是高悬在青藏高原上哈尔盖的天空之上的永不可企及的精神存在，人只能向上（不可能向下）诉求最终归属于上帝，因而人神之间天人之际存在着一道永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神之间天人之际的关系是紧张的、分裂的。与其相对，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家之道体预设与人类的存在场域不即不离，这个道体的存在场域并不高高在上，它与日常生活、社会变迁、生命律动相与周旋，我们仰视、平视甚至俯视、下视皆见道的亲切面容，但是西川诗歌里面表现出来是后天习得西方式的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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