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复兴、文化复兴与中华文化复兴
黄永健*
摘要：近代以来，我国学者以欧洲文艺复兴为参照，不断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命题，复兴一词本意指恢复生气，恢复生命，使之再流行、再生效。这儿所说的艺术复兴，是指让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艺术恢复生气，恢复生命，使之再流行、再生效，同时，这种艺术复兴还指让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扎根现实，在融合外来艺术文化的基础上，创新格局，别开生面，并为世界艺术文化的创造和革新发挥正能量作用。因此，我们所说的艺术复兴，不仅仅指中国的艺术复兴，同时也指世界的艺术复兴。文化复兴蕴涵着这样的一个要义：世界各民族包括中华文化，在相互对话、融通、糅合的基础上，创新格局，别开生面，开创世界文化和人类文化的新境界。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文化复兴是指让曾经辉煌灿烂的各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具有普世（普适）价值的精华部分即艺术文化恢复生气，恢复生命，使之再流行、再生效。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文化复兴是指让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具有普世（普适）价值的精华部分艺术恢复生气，恢复生命，使之再流行、再生效。因此，我们所说的中华文化复兴，不仅仅指中国的文化复兴，同时也指世界和人类的文化复兴。
关键词：文化；人类文化；文化复兴；中华文化复兴
一、艺术复兴
复兴一词本意指恢复生气，恢复生命，使之再流行、再生效。这儿所说的艺术复兴，是指让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艺术恢复生气，恢复生命，使之再流行、再生效，同时，这种艺术复兴还指让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扎根现实，在融合外来艺术文化的基础上，创新格局，别开生面，并为世界艺术文化的创造和革新发挥正能量作用。因此，我们所说的艺术复兴，不仅仅指中国的艺术复兴，同时也指世界的艺术复兴。
当我们提及艺术复兴，当然想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在中国当代艺术学已经升格为学科门类的学术语境下，我们也可以用“艺术复兴”这个词来指称 “Renaissance”，文艺复兴在文学、美术、音乐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都可以划归“艺术门类”之下，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是广义上的艺术家，当然欧洲文艺复兴所复兴强盛起来的绝不仅限于艺术，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生理学、医学、建筑、地理、心理学等方面，文艺复兴都奉献出足以傲视历史的丰功伟绩，说文艺复兴是文化复兴并不为过，但是，在这个欧洲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世代，艺术复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启蒙作用和引领作用。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文化，以人类艺术史上“高峰”来加以形容和判断，似不为过，约翰·基西克认为，从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这一段时期，一般认为是人文主义追求和艺术家自由创作“复活“运动的巅峰。艺术的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今天我们对于艺术和艺术家的看法，完全基于艺术在文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和理性特征的观点，这一观点是第一次在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这一角色从单纯的匠人（不署名的手艺人）到创造者（个人天赋）——一个只供上帝使用的名称。其结果是艺术变得更加重要，它不仅表达时代和作品的主旨，而且是作者天赋的具体体现。文艺复兴对当代艺术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
近代以来，我国学者以欧洲文艺复兴为参照，不断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命题，如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罗家伦、李长之、顾毓琇以及当代的余英时、叶维廉等，[2]2007年，我国文艺界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讨论，该年因此被称为”文艺复兴年”，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华文化复兴”其“复兴”二字当然得益于“文艺复兴”的启示，“中华文化复兴”大目标中自然含蕴着“中华艺术复兴”的目标在内。
艺术复兴与艺术衰落或艺术衰败相对而存在，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上，有过艺术复兴艺术发展壮大的时期，如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艺术繁荣，中国汉唐宋时代的艺术盛况等，人类历史上，也有过艺术衰落或艺术衰败的时期，欧洲中世纪的艺术状况，我国文革时期的艺术状况（相对而言）等，可谓显例。相对来说，艺术复兴艺术繁荣与文化复兴和文化繁荣是相辅相成的，艺术复兴唤醒民智，鼓动全社会的创造激情，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而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又反过来带动艺术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当然艺术本来门类众多，在人类历史上，在不同的文化模式之内，可能大的艺术环境欠佳，但某一门类艺术却特别发达，欧洲中世纪的艺术大环境欠佳，但是其宗教艺术——壁画、雕塑、建筑特别发达，当今阿拉伯世界的绘画艺术乏善可陈，但是其文学、音乐、舞蹈艺术并不示弱，即使在艺术大发展大繁荣的语境中，各个艺术门类的存在状况也可能参差不齐，日本江户时代艺术繁盛，其时突然出现的浮世绘令人刮目相看成就非凡，当今世界艺术文化蓬勃兴旺，其中影视艺术和网络艺术特别发达，可见，艺术复兴或艺术繁荣会因历史语境和文化空间的转换，情状迭出，多姿多彩，值得深思。
由于艺术存在于人类的文化系统之内，作为独立、特殊的文化组成部分，艺术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如艺术执著于人类的情感表达和表现，艺术精神潜伏于一个文化模式之内待机而动，艺术精神对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甚至对抗，文明断灭之际艺术精神的潜伏性延伸和复活等，与其同时，作为文化价值系统中的艺术文化部分，其盛衰起落必然受到整个文化大系统的影响和制约，也就是说，人类的艺术文化不是长盛不衰的，受历史语境的制约，艺术文化、艺术文化系统中的不同的艺术门类以及不断产生的艺术新门类，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呈现出参差不齐的发展态势。
二、文化复兴
1871年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出版了《文化的起源》，对“文化”一词进行了经典性的界定，[3] 此后又有众多学者对文化一词进行学理上的界定，“文化”一词创化积累发展演变直到当代，更扩展成为一个包括人类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涵义更为丰富的类名词。
中国学者陈序经认为，“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又常常被认为是同一个概念，根据文化学者陈序经的考辨，Civil这个字是从拉丁文城市（Civitas）与市民（Civis）而来，与希腊文的Polis有同样的意义。所以Civil这个词的本义含有一、文雅的意义；二、政治的意义，一般认为，“文明”是人类努力设法以统制其生活的状况的一切的机构与组织以及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文化”是人类努力去设法满足自己内在的结果。“文明”是工具，“文化”是目的、是价值、是时款、是情绪的结合，是智识的努力。打字机、印字馆、工厂、机器、电话、汽车、银行、学校、法律、选举箱以至货款制度等等，都是“文明”，小说、图书、诗歌、戏剧、哲学、信条、教堂、游戏、电影等等，都是文化。因此，相对于“文明”来说，“文化”的持久性、独立性、自足性较强，而“文明”作为人类的发明和利用的东西，易于革新。[4]
根据陈序经的解释，文明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类所发现发明创造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成果，而文化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类所发现发明创造的精神文化成果，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成果相对于精神文化成果，易于革新，而人类的精神文化——原创理念、宗教、艺术、哲学、道德等，其持久性、独立性、自足性较强。
因此相对于文明复兴，文化复兴更加紧要，今天，我们提倡中华文化复兴，而不提中华文明复兴，那是因为失落的文明或夭折的文明在人类历史中经由血与火的考验，已经被更加合理的文明模式所化合取代，如古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以及印度文明，在汤因比所说的挑战——应战过程中，因为外来挑战过于强大，或遭遇巨大灾变，有些古文明相继衰落消亡，四大文明古国，只有古中国文明顺利过渡到中国文明以至于今，而能够维持中国文明不败于世界的根本原因，不是上古中国的青铜器，也不是它的井田制，而是它的思想理念——从上古中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生发出来的哲学思想——易道，生生不已，历久弥新，正是由中华杰出先祖所觉悟出来的原创性思想理念，使得中国文明在与外来文明的挑战——应战过程中，革故鼎新，创化无穷，以静制动或以动制静，以不变应万变，从而保证了5000年的道统的前后一贯。
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复兴，通常都是以艺术复兴为其先导，欧洲近代的文化昌明兴盛，以文艺复兴为其先导，文艺复兴以艺术的启蒙，唤醒民智，从而为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法律等的创新开辟道路，欧洲的文艺复兴所复兴的不是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不是希腊神话和它的大斗兽场，所复兴的是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精神——人性的直觉所肯定的一套价值规范，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因此，所谓的文明的复兴，实际上是文化的复兴，是文明实体之内的精神理念的复兴，由文明实体之内的精神理念的复兴，带动文明实体革故鼎新，从而从容应对外来文明和外来文化的挑战，使得自己由弱转强，或强而更强。
三、中华文化复兴
中华文化亦称华夏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中华文化历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有“三十万年的民族根系、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国家史”。[5]一般认为，中华文化的直接源头有多个，而其中又以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为主，中华文化是多种区域文化交流、融合、升华的结果，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多源一体”的文化形成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中华文化定义为中国所有民族（即中华民族）的文化总汇，但由于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并且汉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普遍认为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
中华文化是指由汉族和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华56个民族所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总和，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文化所下的定义，我们可以将中华文化描述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系统、传统以及信仰。[6]
从历史的时间纵向上看，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具有丰富的文化积淀，从地理的空间上看，中华文化包举56个民族在不同的地域所创造的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价值系统、传统习惯和信仰体系。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演变之中，曾经创造了足以傲视人类的伟大文明，当代有学者认为，中国曾以世界上头号富强大国“独领风骚”达1500年之久。直到18世纪，中国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居于世界前列，中国的物质生产，总量世界第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7]汉唐大国，万邦来朝，唐朝盛世疆域版图达1000多万平方公里，元代疆域版图1500多万平方公里，清朝康熙年间，中国古代疆域版图为1300多万平方公里，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的发明，正是这些重大的发明（包括发现），使中国的农耕、纺织、冶金、手工制造技术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直到18世纪末期，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相当于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的末期美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上的比重，当时对外贸易长期超出其他西方国家的最富强的英国，其销往中国的商品总值，尚不足抵消中国卖给英国的茶叶一项，全世界5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共有10个，中国占有6个。[8]
但是以研究人类文明史著称的汤因比从中国文明本体立场上进行考量所达出的结论认为，中国文明在公元9世纪唐朝灭亡后就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在汤因比看来，一个文明经由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5个阶段，文明衰落之后，并不一定马上导致旧文明的死亡和新文明的诞生，中间很可能出现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僵化状态。埃及文明衰落于公元前16世纪，而其解体和死亡要到公元5世纪，中间经过了两千年。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文明也分别僵化了1000年和800年。现代中国文明在公元9世纪唐朝灭亡后就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先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接着出现宋代统一国家，但蒙古的入侵使这个过程中断，社会没有进入间歇时期，而是处于僵化状态，这种僵化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按照汤氏的逻辑，中华文明在自公元9世纪开始，在人类文明的挑战——应战模式中，呈现出僵化状态，如果中华文明，不能积极主动地充满智慧地调整自己的生命机体，不能适时地进行自我革新甚至自我革命，那么中华文明必然走向解体和死亡。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中华文明在僵化了1000多年之后，在面临西方文化（包括伊斯兰文化）的挑战过程中，能够积极主动不失智慧地调整自己的生命机体，勇于自我革新甚至自我革命，那么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中华文明华丽转身就地升华为一崭新文明。
数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以及深受中国文化精神影响的中国艺术并未遭遇到颠覆性的挑战，只是到了近现代以来才遭遇了异质性的西方强势文明的挑战。中国艺术甚至整个东方艺术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性的挑战，晚近以来，中国绘画、戏曲、文学都曾被激烈的批判和否定过，如五四时期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言论等，可是时过境迁，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在经过与西方文化和艺术的整整一百多年的磨合和碰撞之后，其可资开掘和发扬光大的价值也渐渐露出本来面目，[9]汤因此在论及“文明接触”时指出：“在这种接触中，‘侵略性’文明往往把受害一方污蔑成文化、宗教或种族方面的低劣者。而受害一方所做出的反应，要么是迫使自己向外来文化看齐，要么采取一种过分的防御立场。在我看来，这两种反应都是轻率的。文明接触引发了尖锐的敌意，也造成了相处中的大量问题，惟一积极的解决办法是，双方都努力地调整自己，相互适应，……今天，不同的文化不应该展开敌对的竞争，而应该努力分享彼此的经验，因为它们已经具有共同的人性。”[10]
任何文明或文化，当其发生和成长起来以后，必不自甘沉沦衰落以至陨灭，历史上出现过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以及中途夭折的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文明，应都是进行了奋力的迎战，只是在文明的衰落僵化时期，未能把握机遇进行文化的创新转化，以至文化断流覆灭消亡。中华文化自成体统，源远流长，到了今天，中华文化经过一百多年的革新、革命和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积弱积贫任人凌逼的屈辱状态，而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世界军事强国和政治大国，在中华文化精神已然苏醒的21世纪，中华文化复兴的世纪命题，必然会得到强力重申。[11]
按照十八大的既定目标，我们可以将中华文化复兴看作是中国梦的具体体现，即两个百年的发展战略构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21世纪20年代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的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代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是民族文化复兴的标志，但是中华文化复兴不是中国文化复古，更不是不是中国文化的西方化，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是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完美结合，韩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转型体现了这种结合的可能性。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三类要素：一是反现代性要素，如“三纲”，必须加以扬弃、转化和更新。二是非现代性要素，如祖宗信仰、岁时习俗等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我们应加以继承和发扬。三是类现代性要素，如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和佛家的众生平等理念等，对于类现代性要素，我们要善加利用。在以上三类传统文化要素中，除反现代性要素之外，非现代性要素和反现代性要素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文化精华，在复兴民族文化时，西方文化固然是我们需要倚重的文化材料，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更是不应忘却的文化宝藏。[12]我们认为中国传统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的文学、音乐、戏剧戏曲、舞蹈、书法、绘画、雕塑、篆刻、园林、陶艺、茶艺、建筑等，包含着大量的非现代性和类现代性的文化要素，我们在复兴民族文化的伟大实践中，必须充分认知中国艺术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现代转化的价值和作用，研究如何在继承传统艺术精华的基础上，进行中华艺术的当代创新，研究如何利用传统艺术的精神资源，促进中华文化在政治、经济、制度、市场、法律、风俗等各个方面，与国际接轨，推动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走向大美未来。
中华艺术复兴是指让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艺术恢复生气，恢复生命，使之再流行、再生效，同时，这种艺术复兴还指让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扎根现实，在融合外来艺术文化的基础上，创新格局，别开生面，并为世界艺术文化的创造和革新发挥正能量，并发挥引领作用。因此，我们所说的艺术复兴，不仅仅指中国的艺术复兴，同时也指世界的艺术复兴。
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文化复兴是指让曾经辉煌灿烂的各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具有普世价值的精华部分艺术恢复生气，恢复生命，使之再流行、再生效。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文化复兴是指让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具有普世价值的精华部分艺术恢复生气，恢复生命，使之再流行、再生效。同时，文化复兴还必须蕴涵着这样的一个要义：世界各民族包括中华文化，在相互对话、融通、糅合的基础上，创新格局，别开生面，开创世界文化和人类文化的新境界。因此，我们所说的中华文化复兴，不仅仅指中国的文化复兴，同时也指世界和人类的文化复兴。
* 作者简介:黄永健(1963- ), 男, 安徽人肥东人。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主要从事艺术理论、艺术文化学、文化产业研究。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研究”（13BH081）阶段性成果。
[1] 约翰·基西克著，水平译：《全球艺术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页215。
[2] 於璐：《从李长之的文化理想反思‘中国的文艺复兴’规划之路》，载《中国比较文学》，2015年第1期。
[3] 泰勒的定义：文化或者文明，从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上言，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参见黄永健：《艺术文化论——艺术在文化价值系统中的位置》，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页47。
[4] 陈序经：《文化学概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页34-37。
[5] 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冯天瑜先生引《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制之中华”，认为“中华的文化内涵，并未局限于种族意义。故“中华”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而非体质人类学概念。参见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页1。
[6] 参见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12。
[7] 李平：《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学艺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页7。
[8] 参见http://guancha.gmw.cn 光明专论：伟大的中国梦
[9] 黄永健：《艺术文化论——艺术在文化价值系统中的位置》，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页18。
[10] 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城、郭小凌译．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342。
[11] 复兴中华文化是20世纪中国人民为之奋斗不息的目标。孙中山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提出对传统文化“翻陈出新”，主张融合中西，创获一种民族的、民主的、为人民服务的、科学的、文明的新文化，既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思想体系。其后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以期振兴中华文坛。章太炎、邓实倡言“保存国粹”、“复兴古学”，力图仿效西方文艺复兴，振兴中华文化。其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爱国知识分子及国共两党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皆为复兴、振兴中华文化大声疾呼，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有所作为。参见吴雁南：《孙中山与20世纪中华文化复兴思潮》，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12] 参见李永富：《超越“体用”和“古今”——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民族文化复兴》，载《中州学刊》，2013年第5期。
黄永健，深圳大学教授，艺术学博士，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长期从事艺术学理论、诗学理论、文化创意产业及美学理论研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文艺研究》、《艺术百家》、《文化艺术研究》、《民族艺术研究》、《诗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60多篇。专著《艺术文化学》入选“艺术学教育丛书”、《艺术文化学导论》入选十二五艺术设计类国家规划教材，《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入选“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第六辑）”，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汉诗创新诗体研究”，为当代松竹体十三行汉诗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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