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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论道】紫藤山:散文诗创作主体的文化品格和人文水准

紫藤山 2020-04-16 学术研究 442 ℃ 0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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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诗创作主体的文化品格和人文水准


紫藤山


文如其人,散文诗亦复如是。散文诗本身就是文坛闯将勇于“破体”的开花结果,贝特朗、波德莱尔都是创新型作家,胡适、鲁迅、何其芳是勇于挑战旧文学模式的创新者,惠特曼、金斯堡、阿舍贝利、布莱是披荆斩棘开创新路的拓荒者,泰戈尔、纪伯伦以散文诗为祖国赢得世界声誉,博尔赫斯、瓦叶霍、帕斯以散文诗向世人展示拉丁美洲文化的别样魅力,基兰德、嘉本特、高尔基以单篇散文诗享誉世界,泰戈尔更是以散文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鲁迅以《野草》竖立他本人创作生涯中的一座特别的丰碑,郭风、柯蓝在新中国鲜花的早晨,以散文诗表达了一个特殊年代的集体情绪,因而成为经典,散文诗历史上重要作品的横空出世,绝非偶然,除了历史机遇、生活环境、偶发因素等外部缘由之外,散文诗作家个体的文化品格和人文水准,作为内在因素对于散文诗创作成功与否,发生关键作用。散文诗历史上固然出现个别天才诗人,其人文知识储备未必丰厚,却创作了传世之作,诗人兰波(1854—1891),17岁便创作惊世之作《醉舟》,19创作散文诗《地狱一季》。但是通览散文诗历史,绝大多成就卓著的散文诗作家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些哲学家如尼采就是以散文诗笔法表达他的哲学理念,所以散文诗变体里面出现“哲理玄思散文诗”和“格言警句散文诗”,莎士比亚不是散文诗作家,但是他的剧作里面大量幽默智慧格言警句,单独来读就是“格言警句散文诗”,试看:

1、青春的特征乃是动不动就要背叛自己,即使身旁没有诱惑的力量。

2、名字有什么关系?把玫瑰花叫做别的名称,它还是照样芳香。

3、时间正像一个趋炎附势的主人,对于一个临去的客人不过和他略微握握手,对于一个新来的客人,却伸开了两臂,飞也似的过去抱住他;欢迎是永远含笑的,告别总是带着叹息。

文化与生俱来,是说一个人生下来之后,生长在父母的教育关怀之中,慢慢从一个天真未凿的孩童变成了具有文明习惯的文化人。可以设想,无论父母有没有读过书,父母都已经在所属的文化模式中变成了被“文”所“化”的文化人,父母复以该文化模式的文化理念、文化仪轨、文化气息教育感化孩子,使他(她)的“野性”(动物性)逐渐脱落,或者说,逐渐以人性、文化规约来驯化(她)的“野性”(动物性),散文诗作家的文化品格大约有这么几个构成部分:1、民族文化品格2、地域(乡土)文化品格 3、习得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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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文化品格与种族、地理环境及民族文化积累、教化有关,在这三者之中,民族文化积累、教化最为重要,民族文化积累、教化可以克服种族、地理环境的缺陷,培育出独特的民族文化品格,美国现当代散文诗与法国、俄罗斯、拉丁美洲散文诗风格上差别既与种族、地理环境有关,同时也与文化传统有关,虽然西方人认为泰戈尔的作品成为了西方文学的一部分,但那只是表面上的似曾相识,泰戈尔散文诗《吉檀迦利》里面的泛神论色彩,实则与一神论的上帝信仰之间存在着极大的文化差异,散文诗本来是用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痛楚的,可是到了极讲究温柔敦厚的文化中国,又被很多现当代的中国散文诗诗人作为美文曼舞风花雪月,到了俄罗斯屠格涅夫、普里什文、邦达列夫笔下,成为描写风土人情和批判现实的小散文,虽然当代散文诗已进入后现代写作状态(如阿舍贝利等),可是无论怎么先锋、前卫的散文诗文本在意象呈现方面都带有民族文化的印记。塞萨·瓦叶霍身为印地安人,青年时代因故流亡法国、西班牙,并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可是当他写作散文诗《时间的暴力》的时候,他表达的是对于时间的另外一种价值判断。当时间(历史)里突然涌入现代生活场景(神父、洋铁场、左轮手枪、乐谱、单簧管),作为诗人的塞萨·瓦叶霍面对它们,就会产生类似于鲁迅当年面对五四前后中国文化危机所产生的荒诞意识——时间=人的生活=死亡,时间、空间和人类的生活感受性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异构同质性存在,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显然这种荒诞意识不同于上帝已死的西方荒诞意识,它是从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根源(南美洲思维习性)之处所生发、冲撞出来的现代反叛精神和文化反思、重构欲望。[15]

地域(乡土)文化品格是指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某一地域的泥风土俗影响作家,化为作家内在的感觉方式和外在的语言风格。散文诗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语言风格成为凸显个性,展示魅力的主要缘由,当代哈尼族散文诗诗人莫独虽然用汉语写作,但是却被称为“用母语行走的诗人”,[16]试看他的《山寨姑娘节》:

山寨还是昔日的山寨,村庄永远是当初的村庄。

而你已不是过去的你。

生长了翅膀学会了飞翔的鸟儿,不在满足于在寨头的枝头上跳跃;清新的啁啾,洗濯城市灰色的丛林。

今夜,你沿着母亲的指纹,回到最初的那句啼声里。

回到一个母性的习俗里。

 

……

鼓声响起,你用舞蹈在山寨的胸膛上点燃一丛篝火。

山歌响起,你用年轻在篝火的中央纵情青春。

这是爱情的枝头,今夜让那些聚会的情歌筑巢。

这是母性的颂歌,今夜为一双成熟的手掌梳妆。

鼓声属于你、掌声属于你、歌声属于你、舞蹈属于你。

而你属于爱情。你

你期待的目光,在比火还炽烈的喝彩里绽放。

你滚烫的歌声,在比水还清澈的激情中流淌。

             

推开竹篱笆,入眼的都是土生土长的风情。

打开糯米包,扑鼻的全是土色土香的问候。

吃罢蛋拌糯米饭,你将背离一段盛情,背离迷人的花季,去耕种一份实实在在的季节。

你纤细的手,将拄着爱情的拐杖,叩打婚姻的门坎;

你将把明天那份新娘的笑靥,提前灿烂在今夜的天空。

一个多么令人心动又留恋的夜晚哟!

月亮瘦去,爱情丰满。

今夜,所有的祝福为你而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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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独的语言紧贴着哈尼人的乡土情怀,情是第一位的,语言的调配跟着感觉走,这就跟一些为文造情、无病呻吟、矫情滥情泛情无情之作拉开了距离,哈尼人依然葆存着一份浑朴天真,一份与万物同情互感的胸怀,因此,接受了大学本科正规教育的哈尼人莫独,既是使用非常西化了现代汉语,也能做到妙手回春,为情造文,感人至深。安徽散文诗诗人张道发的散文诗在选词择句,运筹行与行、段与段之间的节奏时,也是紧贴着一方人民的特殊感受性,让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意识、前意识、潜意识贴着略带土腥味的安徽肥东丘陵方言汉语自由翻飞,试看他的作品:《木梁上的乳燕》:[17]

 

雨下着,木梁上的一窝乳燕在叫唤,门口吹进的雨气裹着凉意,身上顿觉清爽多了。

刚打下的新麦堆满墙角,湿湿的麦香盈满陈旧的屋子。

父亲常坐的那把竹椅空着,他到隔壁家搓麻将去了。我送他的半包纸烟搁在椅子上,淡淡飘过来的烟气,让我感觉沉默的父亲仍坐在那儿。

自家的狗望着木梁上的乳燕,目光怜爱,与人相处久了,狗也通了人性。我忍不住抚摸它光滑的背,叫出它的人名。

一只老燕从雨中归来,嘴里衔着杨树上的虫蚁,油亮的羽毛滴着雨水。

乳燕兴奋地叽喳成团,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娘亲一样。

我不由想起自己出门在外的孩子,心中掠过一抹柔软的情愫。

走到墙角,抄起一把麦粒,将其中的一粒放进嘴里咀嚼。

雨在下。回声很大,像起伏在我心里的事情。

 

这篇散文诗与上举莫独的散文诗一样,都是运用跳跃性的语感和直觉,娓娓诉说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特别的情景,作家在那一时刻对这个场景具有特别的感触,并将此时此刻激烈高涨起来的情感,移置到眼前心下的诸物象之上,经由心言心语的娓娓诉说,热切道来,于是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写的是生活中的普通场景,但在诗情滋润之下,普通的生活场景,普通的散文叙述过程飞腾升华为散文诗,这是耿林莽所说的“化散文”,[18]我们注意到,“乳燕在叫唤”,“叽喳成团”, “ 心里的事情”这几个词语都是江淮丘陵地带方言土语,让它们穿插在散文诗的机体之中,一下子凸显出一方人民对于生命和世界的特殊感觉方式。“走到墙角,抄起一把麦粒,将其中的一粒放进嘴里咀嚼”这也是江淮丘陵地带农民排谴苦闷、释放心事的一种方式,湖南或广东的农民不可能这样来释放心事,湖广一带不种麦子,生活在湖广的散文诗诗人不可能将这个“最有表现力的典型细节”,[19]化入诗境,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习得文化品格是指作家在后天的教育环境中,接受了不同于先前的价值观(尤其是异质性的文化价值观),改变了生活态度,从而将某种后天习得的价值理念涵容于散文诗文本中,众所周知,西川既是一个中国文化土壤孕育出来的一个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个经由后天教育(北京大学英文系、美国艾奥瓦大学2002年访问学者)逐步改变本土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诗人,虽然有很多人研究西川(如他的长诗《致敬》、《巨兽》),并认为两诗是散文诗,但是西川不以为然,试看《巨兽》中的一段:

那巨兽,我看见了。那巨兽,毛发粗硬,牙齿锋利, 双眼几乎失明。那巨兽,喘着粗气,嘟囔着厄运,而脚下没有声响。那巨兽,缺乏幽默感,像竭力掩盖其贫贱出身的人,像被使命所毁掉的人,没有摇篮可资回忆,没有目的地可资向往,没有足够的谎言来为自我辩护。它拍打树干,收集婴儿;它活着,像一块岩石,死去,像一场雪崩。    乌鸦在稻草人中间寻找同伙。    那巨兽,痛恨我的发型,痛恨我的气味,痛恨我的遗憾和拘谨。一句话,痛恨我把幸福打扮得珠光宝气。它挤进我的房门,命令我站立在墙角,不由分说坐垮我的椅子,打碎我的镜子,撕烂我的窗帘和一切属于我个人的灵魂屏障。我哀求它:“在我口渴的时候别拿走我的茶杯!” 它就地掘出泉水。算是对我的回答。一吨鹦鹉,一吨鹦鹉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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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熟读《论语》的人把另一个熟读《论语》的人驳得体无完肤。杜甫得到了大多的赞誉,所以另一个杜甫肯定一无所获。在黑暗的房间,我奉承过一个死人,他不是我的祖先 而是我的邻居,我为他

编造出辉煌的一生,他铁青的脸上泛出红晕,多年以后,我在他孙子的家中饱餐一顿。

在黑暗的房间,我虚构出一个女孩的肖像。一位友人说他认识这画上的女孩:她家

住东城区春草胡同35号。我找到那里,她的邻居说她刚刚出了远门。

 

 通观西川的长诗和他进来发表的散文诗(《出行日记》),我们都能感受到一个后天接受并大致认同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当代中国诗人,对于本土文化和本土价值观的失望情绪和调侃冲动,这种失望情绪和调侃冲动以及对于另一种文化价值的膜拜在他的名诗《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表露无疑,此诗出现的“神秘的力量,射出光来”、“祭坛”、”领取圣餐”等意象,一再提醒我们,西川通过后天的学习,已经断然与东方宇宙观、泛神论思想分道扬镳。在西川看来,神以及所谓理性的光辉高高在上,是高悬在青藏高原上哈尔盖的天空之上的永不可企及的精神存在,人只能向上(不可能向下)诉求最终归属于上帝,因而人神之间天人之际存在着一道永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神之间天人之际的关系是紧张的、分裂的。与其相对,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家之道体预设与人类的存在场域不即不离,这个道体的存在场域并不高高在上,它与日常生活、社会变迁、生命律动相与周旋,我们仰视、平视甚至俯视、下视皆见道的亲切面容,但是西川诗歌里面表现出来是后天习得西方式的文化品格。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西川


有一种神秘无法驾驭

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听凭那神秘的力量

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

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

像今夜,在哈尔盖

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

地方,在这青藏高原上的

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

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

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

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

马群忘记了飞翔

风吹着空旷的风也吹着我

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

我成为某个人,某间

点着油灯的陋室

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

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

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

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

人文水准也即人文修养达到的高度。汉语中“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贲卦的彖辞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北齐书·文苑传序》:“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程颐伊川易传》卷二对《易经贲卦的彖辞做出说明:“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中国古人认为“天文”与“人文”异质而同构,“天文”与“人文”若合符节相互印证,悟透“人文”之道的人是圣人(圣达),所以只有圣人(圣达),才有资格“立言”而教化天下民众。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家并不是人文水准最高的人,确实如此,李白崇尚道家,号“谪仙人”,但是他在道教哲学思辨领域远没有老庄出名,杜甫伤时忧国,称其纯儒恐不为过,可是他的老祖师是孔孟,有时候人文水准与文学艺术创作水准恰成反比,人文水准越高,创作水平越低,思想限制、压制了情感的自由发挥,导致理盛于辞,文章变成八股,乾隆皇帝一生作诗四万多首,拿不出一首堪称脍炙人口,但是人文水准和情感世界平衡较好的欧阳修却写出《醉翁亭记》、《秋声赋》这样的好文章,曹雪芹人文水准(传统文化修养)很高,情感能力超强,所以写出惊世骇俗之作《红楼梦》。

西方的人文(Humanity)一词的内涵: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所谓人文关怀也即将人作为类来思考,因此这种思考、关怀超越具体人伦事功,超越有限存在。可见东西方的“人文”都可以理解为关于人性的道理(人之道)[20],以人为本,然后推而广之涉及人类自身以外的客观存在的存在之道,不过东方东方用“天”这个理念与人相对待,西方一“神(人格神)”这个理念与人相对待,基本上可以认为,东方人的人文关怀的范围要比西方人更为广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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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们所谓的人文水准,是指一种综合素养,对于散文诗作家来讲,是指他(她)内外兼修,内在情感丰沛充盈,外在生活阅历丰富,诗穷而后工,历经磨难、困顿、挫折,具有在文学、艺术、美学、哲学宗教、历史、神话、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律、政治、经济、军事、科学等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知识储备和学养内敛。散文诗是诗性文本,散文诗作家第一要素是情感能力,目前散文诗诗人中情感丰富充实者很多,我们常见在一个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之前,“来来往往一首诗”[21]的散文诗和散文诗诗人比比皆是,而写出才情、个性,写出民族精神、时代群体感受、文化关怀、终极关怀和宇宙意识的杰作并不多见,上文所举王蒙、基兰德、嘉本特都写海,高尔基、泰戈尔、纪伯伦都写海,但是每个人的“海”都是不同的,这其中各位大家的人文素养在发挥着坚如磐石的奠基作用。鲁迅在人文修养臻至成熟的中年时代写作《野草》,《野草》之所以取得了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任何读者都得承认,《野草》的背后“彷徨”、“呐喊”( 《野草题辞》:我将大笑,我将歌唱)着一个学问广博,思想沉潜,感情丰富激烈中年鲁迅,鲁迅先生的文化品格和他的人文修养高度也是《野草》取得突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细察《野草》,一方面是非常西方化的,据李鸥梵考证,将鲁迅的《野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实现厨川百村(《苦闷的象征》)[22]艺术理论的试验,是非常西方化的,其原因为:

一、艺术观点上对弗洛伊德“心理创伤”论的重视,表现在《野草》里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写梦境,将个人经验的原料创造性调整为象征的结构,以艺术方式的意象扭曲投射出内在心里被压抑的创伤,例如利用梦境召唤出一系列受折磨的形象,徘徊在二难境地而作虚无的搏击,这些形象和感受,散发着现代的光华,独立地远离了中国的传统之外。

二、《野草》创造了前所未见的一系列诗的意象,如“红影无数,纠结如珊瑚网”的凝固的火焰《死火》,从“魔鬼的光辉”中看见的“惨白可怜”的“地狱小花”(《失掉的好地狱》)“包藏着火焰的大雾(《雪》),“脸上都绝不显哀乐之状,但蒙蒙如烟然”的“死尸”(《墓碣文》),老妇身躯如“颓败线之颤动”(《颓败线之颤动》),它们成功地变幻出一种恐怖和焦虑,一种我们可称之为现代性的经验。

三、文体的创新意义,他用了只能如此包含他哲学沉思的语言——散文诗的语言以及结合进《野草》里的一些现代小说的手法,如性格刻划、对话、视觉变换,多重叙述等。[23]

另一方面,《野草》又是非常东方化的,《野草》中的名篇《死火》、《失掉的好地狱》里,杂错连缀禅佛意象如:大乐、三界、剑树、曼陀罗花、火宅、火聚、牛首阿旁等,说明鲁迅熟读佛经,并进行了自我消化,《过客》这篇散文诗中那个“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的散文诗主体,状似乞丐,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生活中彷徨于两极之地,决意寻求新的生路的真实鲁迅的化身,这个外表颇为难堪,精神充足饱满的“行者”拒绝小女孩一小片布的施舍:

 

“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象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但是我还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有这力量,我也不愿意她有这样的境遇,因为她们大概总不愿意有这样的境遇。我想,这最稳当。〔向女孩,〕姑娘,你这布片太好,可是太小一点了,还了你罢”。(《过客》)

 

这一段话看似交代拒绝布施的原因,实则人文内涵深潜,“布施”为佛家六波罗蜜(波罗蜜意度到彼岸)之首——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鲁迅熟悉佛教理念,布施的含义了然心中,他憎恶布施,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拒绝信仰佛家哲学,泰戈尔首次访华(1924,《野草》写作于1924至1926年之间)之后,鲁迅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由此可见一斑,小女孩“一小片布”也不是佛家六波罗蜜里面所谓的“财施、法施、无畏施”,而是沾溉着古国五千年文化传统的精神元素,这里面既有“儒释道”三家汇通凝聚而成的混合文化,同时主要的还是儒家的道统精神元素,鲁迅斥其为“死尸”,“祝愿她灭亡”,“她以外的一切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是不由自主的身带古国文化传承的文化主体,我目前没有力量让她灭亡,但是我在寻找一条出路走出绝境,并借以灭亡这个文化(传统文化)。但是在现实中,对于一个懵懂无知的女童的“一小片布”的布施,从人性这个角度实在不忍拂逆,只得谢过好意,还给小姑娘,可是“女孩惊惧,敛手,要躲进土屋里去”,这又是一层否定的意味,古国文化精粹还给小姑娘最终还是会祸害她终生一世,祥林嫂就是一个例证,《过客》的结尾,这片“布”过客是带上了,但是随手就被抛在坟地里,或挂在野百合野蔷薇上了。从一小片“布”,联想到“布施”,从“布施”又逗引出这一片锦绣文章,这中间没有作者的人文修养的内在激发,那是不可思议的。波德莱尔也是一个人文修养很好的散文诗作家,试看《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里面处处显露出波氏族的读书功底和生活阅历,波德莱尔散文诗《钟 表》:

中国人从猫的眼睛里看时间。

有一天,已位传教士再南京郊区散步,发现忘记了戴表,就问旁边一个小男孩什么时间了。那天朝之子先是踌躇了一下,接着便改变了主意,回答说:“我这就告诉您。”90过了一会儿,那孩子出来了。手里抱着一只肥大的狸猫。他就象人们讲的那样,死盯着猫眼看了看,毫不犹豫地说:“现在还没到正午呢。”

确实是如此。5 \1 a+ y1 z1 n+

波德莱尔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是这篇散文诗提示我们他读过很过西方人写作的关于中国的书籍,能够感悟到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文化,并且,这个文化对于宇宙、时间、生命、死亡、爱欲等的看法不同于西方,《钟表》所揭示的中国时间观念是:绝对静止——永远不变的时间,郑玄《易论》解释“易”之三义——简易、变易、不易,中国人认为宇宙法则(时间、空间、人类社会演化的规律)简易拙朴,变化是常态,轮回流转的法则恒常不变(不易),这种时空观与西方明确将时空定向加以确认的知识论态度,形成文化意义上的巨大反差。波德莱尔由猫的眼睛,联想到美丽的费利娜的眼睛,最后由我的眼睛做出结论“是的,我看到了时间:那就是永恒!,使得全诗思想境界实现了文化上的跨越,虽然波氏的超长的想象力和悟性发挥了作用,但是读书思考沉潜思维所得到的人文修养高度自然不可忽视。

但是,学问好,经历丰富,也未必一定能写出精品杰作,有时候学问越好,人文修养很丰厚,反而成了艺术创作的桎梏。通常来讲,学问修养对于散文家、小说家、戏剧作家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散文、小说、戏剧篇幅较大,具有较大的空间容纳作者的思想、历史典故、文化价值观、意象符号、语言技巧、结构匠心等等,但是散文诗通常来说,篇幅不大(中长篇、联组散文诗除外),在方寸之内腾挪乾坤,做到举重若轻,以四两拔千斤,绝非易事,近年来中国散文诗界有识之士提出散文诗“难度写作”、“散文诗打假”等理论、批评命题,都是从反面说明当代散文诗文本中独出新意、别出个性、特出风格的作品廖若星辰,放眼未来,散文诗创新必须依靠新人撑起局面,年轻人生命力度、情感强度绝非中老年人可比,因此对于青年人来说,人文修养并不是第一要素,年轻人应该充分甚至绝对信仰自己的情感直觉能力,当年金斯堡信仰个体的感情直觉,他创作了惊世骇俗《嚎叫》,中国当代的郑小琼信仰自己的情感直觉,创作了骇世惊俗《人行天桥》。作者在检阅《爱的沼泽地——散文诗刊作品精选 1986-1992》这本邹岳汉坚信是“一部有价值”的书的时候,发现十几、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根据自身的亲切体会写出的散文诗同样惊心动魄,试看云梦(曾芳)的“爱的花环”其间一段文字:

……

列车在呐喊,宣告是我们该挥手的时候了。你捏着车票的手猛然的一下颤栗。我发觉你的眼睛渐渐发亮。噢,别哭!军人的眼泪会将离别装饰地更加悲壮,真的,我害怕那样。来,你叼上一支香烟吧,我为你点燃……

我可以想象出,当你的身边没有了我的温柔,你会想念我的,就会用口琴呼唤我的名字,你就会点燃这样的一棵相思草,并且会用你的那股憨劲,将这相思草吸得通红,通红……

积聚所有的情感,再作一次脉脉的凝视。

别了My dear……

你丢落的那棵烟头还在燃烧,你刚才登上列车的那回眸一笑分明是你的痛楚在燃烧!

呵,别伤心,我的爱人,远去的军人。

虽然,你我远离,但万水千山隔不断思念,我的思念会在你的头顶,凝固成一个爱的花环。[24]

梁准的《秘密》:

那时候我们没有秘密。我们手拉着手,并肩走在春天的原野上。

春天没有秘密。春天的我们没有秘密。我们的笑语洒落在地上,绽放为铺满

大地的万紫千红。我们的凝望中有着坦荡的五湖四海。太阳像红色箫,被地平线的巨唇吹奏着。天空广阔得很遥远。但天空没有秘密。哦,天空下的我们没有秘密。

但是秘密出现了!先是在你晚风般轻轻低拂的睫毛里囚锁着,然后我又在你

眼的池塘里看见丛生的水草。最后,你的嘴唇阖上了,你的心的小红门对我关闭。

那是一个什么秘密?竟使挚爱中的人们猜疑了。于是,我暗暗追查。在没有

得到答案之前,我对你沉默。啊!我发现我也有了秘密!象脖子上生了一个大疱疮,并且日渐溃烂溃烂,一直烂到天堂的边缘;最后,烂到心里。

于是,我们都有了秘密。我的秘密我知道;你的秘密是什么,我却不知道。

永远也不知道——你带着你的秘密离开了我。我只有一个人留在原野上,看地平线衔着落日之箫凄婉地吹奏一阕黄昏;而黄昏像柔和的雾慢慢慢慢在我眼前张开,仿佛,仿佛遮掩着那一个秘密……[25]

郭向阳《人群中的你》:

人海中,你是一块不能融解于冰的美人礁,把我的目光掀成一朵朵白莲花般的浪花。

人林中,你是一枚燃在绿叶中的果子,不时对我闪烁诱惑的光泽。

我的眼睛是一双不会伤害你的枪筒;人群再深,你也无法逃出我的射程。

但那篱笆似的人群,会不会挡住你的目光,使你始终无法体味到墙外行人那羡慕而寂寞的心情?

人海茫茫,真担心你会被海雾迷住眼睛,而委身于近旁鄙陋的小岛!

因为岛屿星呈,因为路途坚远,曾有多少美丽的故事,未能泊进理想的港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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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命力度、情感强度不及青年,中老年散文诗诗人当然借助学问修养、学识见解、人文素养来强化散文诗的文化品味,痖弦的《盐》很短,三个小自然段,里面的人文内涵多重叠合,但是《盐》这篇散文诗里同样奔涌着作者的最深挚的同情、悲悯、荒诞、茫然等情感成分,也就是说,对于人文修养较为高深的中老年散文诗作家来说,要想写出精品,必须情理并茂,相与冲和,理念有时候不可能不走向偏执、荒谬甚至邪恶,这时候,情感的直觉把握之手,就会帮助我们调整航标。以情动人,以至永恒;以理服人,所信服、折服、屈服的永远只是一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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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健,深圳大学教授,艺术学博士,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长期从事艺术学理论、诗学理论、文化创意产业及美学理论研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文艺研究》、《艺术百家》、《文化艺术研究》、《民族艺术研究》、《诗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60多篇。专著《艺术文化学》入选艺术学教育丛书、《艺术文化学导论》入选十二五艺术设计类国家规划教材,《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入选“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第六辑)”,为当代松竹体十三行汉诗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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