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的散文诗作家
紫藤山
散文诗文体建构过程中，诺贝尔文学奖可谓推波助澜。从1901年法国的普吕多姆（1839-1907）获得首届诺奖，至2000年法籍华人高行健（1940～ ）[1]以小说《灵山》获得第一百个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已经组成了一个以“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剧本小说、散文剧本、剧本诗）为一体的文学文类谱系。检视20世纪所有诺奖的得奖文体，小说据首位，其次散文，其次诗，其次剧本，包括剧本小说、剧本散文、剧本诗，现代诗已经与“歌”拉开了距离，诗歌不再统称成为现代文体四大家族的成员之一，散文诗是诗不是散文，所以我们看到散文诗历史上出现的作家如印度的泰戈尔（1861-1941，1913年获奖）、智利女诗人加·米斯特拉尔（1889-1957，1945年获奖）、西班牙的希梅内斯（1881-1958，1956年获奖）、法国的圣·琼·佩斯（1887-1975，1960年获奖）、智利诗人聂鲁达（1904-1973，1971年获奖）、波兰的切·米沃什（1911- 1980年获奖）、墨西哥诗人帕斯（1914- ，1990年获奖）都是以“诗”获奖。泰戈尔更是以散文诗集《吉檀迦利》(又名《饥饿的石头》)获奖，除此之外，以小说获奖的作家如法国的罗曼·罗兰、纪德、美国的福克纳、日本的川端康成都有散文诗传世。[2]可以看出，20世纪除20、30年代之外，40、50、60、70、80、90年代都有散文诗大家获得诺奖，如果我们将散文诗大家获得诺奖的时间先后与西方散文诗理论成果出现的先后，作一对照，则可看出散文诗创作与理论批评实际上是在同步推进，共同建构一种新文类的话语体系。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早在1920年代已经出现了Franz Rauhut散文诗理论专著(1929)，随后又有专研法国散文诗散文理论专著出现，如Vista Clayton’s 《十八世纪法国文学中的散文诗》（1936）、Albert Chere(1959)、Monique Parent(1960)，这几本散文诗专著主要探讨法国的散文诗。1959年约翰·西蒙（John·Simon）的博士论文《作为19世纪欧洲文学中的一个文类的散文诗》首次以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散文诗，但是这篇博士论文迟至1987年才得以正式出版。
1960年代至1970年代是西方散文诗研究的空白点，当然，中间在相关的著作和研究论文中出现零星的研究论说，唯一的研究成果要数Ulrich Fulleborn专著“Das deutsche Prosagedicht”。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散文诗批评和理论研究重新启航，这以两本书为标志，其一，1979年巴巴拉·约翰逊出版了专著“Defigurations du langage poetique”, 其二，Mary Ann Caws 和 Hermine Riffaterre 1983年选编的批评文集《法国散文诗：理论和操作》。1983年以来，至少出现了5部以英语撰写的散文诗学术著作，标志着散文诗理论研究进入当代文学话语体系。
20世纪20、30年代没有散文诗作家获得诺奖，可是当时出现了Franz Rauhut散文诗理论专著《Das franzosische Prosagedicht》(1929)和Vista Clayton’s 《十八世纪法国文学中的散文诗》（1936）；1960年代至1970年代是西方散文诗研究的空白点，可是有两位散文诗作家获得诺奖，法国的圣·琼·佩斯1960年获奖、智利诗人聂鲁达1971年获奖。与其同时世界文坛（包括中国）出现过大量的散文诗选集，散文诗个人专集以及与散文诗有关联的学术著作，瑞典皇家科学院频频以这个举世瞩目的文学奖项来建构诺奖的文学谱系，散文诗进入诺奖的文学谱系，无疑强化了这种新文体自身的话语建构力量。
印度的泰戈尔（代表作《吉檀迦利》）、西班牙的希梅内斯（代表作《普拉特罗和我》）、法国的圣·琼·佩斯（代表作《远征》），作为散文诗历史上的大家，他们的作品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波德莱尔当年确立的审美风范，《普拉特罗和我》以“移情通感”笔法表达了诗人对于一头西班牙小毛驴——普拉特罗的近似于兄弟般的感情和认识，1916年希梅内斯曾和他的妻子合译了泰戈尔的作品，[3]《普拉特罗和我》创作于1917年，因此深受泰戈尔影响的希梅内斯在这曲“悲哀的咏叹调”里，毫无保留地表现出超越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之上的“众生平等”观和近似于东方佛教思想中的“同体大悲”意识，试看其中的文字：
自由
我拉着普拉特罗，用我的双腿催促他快步爬上小松树林。将要抵达那个树叶遮盖着的圆顶屋的时候，便拍掌大叫大唱。普拉特罗体会到我的狂热，也粗暴地一次又一次地嘶鸣起来，回音应答着，尖锐而洪亮，仿如从一口巨井的井底传上来似的。鸟儿都飞出来了，唱到另一个小松林去。
不远处愤怒的孩子们在咒骂，普拉特罗把他硕大多发的脑袋推向我的胸怀，那样用力地感激我，把我的胸部都弄痛了。
后事
普拉特罗，你如果比我早死，你不会被装上报丧人的双轮车拖向海边浅滩的，也不会像那些可怜的驴子和没人爱的马和狗一样被抛到山路边的深渊。你也不会像圣胡安车站边上被乌鸦啄得只剩下一幅幅血淋淋的骨骼——犹如落日余晖中破船的残骸——被乘六点钟火车的商旅们当作稀奇来看，更不会让你僵硬而肿胀地躺在满是腐烂的蛤蚌的壕沟里，吓唬那些在秋天星期日下午到松林里去烤松子吃的孩子们。
你安心地生活吧，普拉特罗，我将把你埋葬在那个叫“松球”的小果园里的那棵大松树根下，我知道你特别喜欢那里。你将宁静而愉快地在那里安息。你身边会有男孩们玩耍，小姑娘们也会坐在那边的小椅子上做针线。你会听见我在孤独中吟咏诗句，会听见姑娘们在橘林里边洗衣边歌唱。水车的声音会给你永恒的宁静增添欢乐和清凉。金丝雀、黄莺，会在枝繁叶茂的常青树冠中经年不息地为你在莫盖尔的苍穹和恬静的睡梦间，编织一个无形的音乐屋顶。
圣·琼·佩斯（Saint-JohnPerse,1887—1975）是法国当代著名象征主义诗人兼外交家。1960年，佩斯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理由是“由于佩斯诗歌中的振翼凌空的气势和丰富多彩的想象，以梦幻的形式，反映出时代的境况”。圣·琼·佩斯诗集计有《歌颂童年》（1910）、《赞歌》（1911）、《远征》（又名《阿拉巴斯》，1924）、《流亡》（1942）、《雨》（1943）、《雪》（1944）、《风》（1946）。此后，佩斯又陆续出版了《鸟》（1962）、《致但丁》（1965）、《唱给二分点的歌》（1971）等诗集。佩斯1914年入职法国外交部，1916至1921年在北京的法国驻华使馆任职，据考证佩斯的散文诗《远征》（又名《阿拉巴斯》）写于北京西北郊的妙峰山东麓一处庙宇，古老的中华文化及故都的古色古香给佩斯带来了创作的灵感，《阿纳巴斯》经T·S·艾略特、本雅明、翁加雷蒂等人翻译后，引起国际诗坛的瞩目。[4]《远征》叙述深入亚洲沙漠的一支队伍神秘的探险历程，我们阅读这首长诗及另外一篇散文诗《海标》，能感受到一个西方人在异域文化时空中穿梭往还所产生的奇异的想象和幻觉，当代有人评论它跨越了所有时代，将叙事、抒情、幻想、冥思融为一体，趋向于一种史诗性的磅礴。[5]中国对佩斯作品的译介，最早的当属法语翻译前辈沈宝基先生，他于上世纪40年代初率先翻译过佩斯的一组诗，发表于《法文研究》杂志。之后迟至1981年，由福建作家协会编辑的《榕树文学丛刊》散文诗专辑，刊出高逾翻译的《圣·琼·佩斯散文诗：雨》，引起当时一批青年诗人的浓厚兴趣，虽然这是从英文转译来的，却仍然难以掩饰其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歌魅力。同一时期，台湾的莫渝、叶维廉等推出第一本佩斯诗集的中文译本，并很快传播到内地，给相当一批诗歌创作者留下深刻印象。1986年，在诗人彭燕郊先生主持下，《国际诗坛》杂志发表了叶汝琏译的《阿纳巴斯》，引起较大的反响；除此之外，徐知免、罗洛、程抱一、蔡若明、孟明等也有译文发表。1991年，漓江文艺出版社“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推出管筱明的译本《蓝色恋歌》，该译本流传甚广，使国内读者对佩斯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6]可见这位来自散文诗故乡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散文诗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力。
印度诗人泰戈尔以散文诗集《吉檀迦利》获奖,就作者所知，泰戈尔应是所有诺贝尔文学奖中唯一以散文诗获奖的作家，1910年，泰戈尔孟加拉文诗集《吉檀迦利》出版 ，后泰戈尔旅居伦敦时把《吉檀迦利》译成英文，无心插柳柳成荫地博得英语世界读者的认同和赞扬，1913年《吉檀迦利》英译本出版，泰戈尔成为亚洲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吉檀迦利》原来以韵文写成，翻译成自由诗以后，类似于分段诗，从形式上看变成了散文诗，中国作家冰心翻译了他的《吉檀迦利》，郑振铎翻译了他的《新月集》，从这两个散文诗集中，中国作家找到了特殊的创作灵泉，冰心早年的诗集《繁心 春水》以及散文集《寄小读者》都深深地刻下了泰戈尔散文诗影响的痕迹，冰心诗文中的“爱”的哲学，可以说是深受其沾溉，“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这是冰心格言警句散文诗中广为传诵的名句，可是如果我们读过泰戈尔的散文诗，就会感觉似曾相识，泰戈尔原作：“果实的事业是尊重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罢，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从泰戈尔至郭沫若、冰心、郑振铎、徐志摩、许地山、王统照，至千百万现代文学读者，这中间实际上贯穿着一条无法抹平的文学痕迹和思想痕迹。时至今日，泰戈尔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而他对于中国文学影响至深的还是他的散文诗，最近他的散文诗《金色花》被选入初中一年级人教版语文课本，诗歌《纸船》被选入初中一年级下学期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版语文课本，其《新月集》中的《对岸》、《职业》，也入选了北师大版五年级下学期的课本中。可以说能够以散文诗影响中国读者至深的世界级作家，除了法国的波德莱尔之外，应该就是这位曾经遭遇诘难终于又获得赞美的东方大诗人了。
谈泰戈尔与中国文学的血缘，又不得不让人想起泰戈尔上世纪的两次中国之行，实际上，上世纪1924年和1929年泰戈尔两次访华“不合时宜”，在中国国内革命风暴语境下只落得个“知音寥落”黯然无趣的结局，在今天都应该引起我们的回顾与反思。在今天看来，如果说1924年的泰戈尔中国之行是他落入了国内“激进”与“保守”两个文化流派争夺话语权的旋涡而不自知，那么1929年泰戈尔的第二次中国之行就是自觉自为地甘愿得到个“知音寥落”黯然无趣的结局，在当时所有与泰戈尔发生关联的知名学者、诗人如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廉、林长民以及鲁迅、郭沫若、瞿秋白、茅盾、郁达夫、徐志摩、林徽音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名流之中，恐怕郭沫若的态度最有代表性，郭氏自己承认泰戈尔、歌德、海涅、惠特曼等诗人和斯宾诺莎的哲学对他影响很大，并形成了他的浪漫主义诗观和“泛神论”美学观，泰戈尔位列第一，可是对于泰戈尔所宣扬的“东方精神文明”，却是大不以为然，泰戈尔首次访华之后，鲁迅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自可从其对于中国以至东方文化的批评立场上得到解释，可是郭沫若在文学艺术上崇尚东方诗哲泰戈尔，在国家主义立场和社会革命立场上却坚决否定泰戈尔，他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中明白宣示：“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身的血汗，平和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对郭沫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加以审视，我们可以知道，20世纪“革命”的现代性对于中国人具有何等巨大的吸附力。
当代学术界大致认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对泰戈尔这次访华（1924）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欢迎、反对、利用。看来最终还是反对派的左翼文学家和革命家如陈独秀、瞿秋白、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观点占了上风，胡适、徐志摩、林长民等人对于泰戈尔的热情不免“过分”，利用泰戈尔访华以张声势的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章士钊、张君劢、辜鸿铭等人不免文化保守主义之嫌，独有梁启超的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文化醒示意义，梁说：“新与旧非年岁问题，乃精神问题，亦非皮相问题，乃骨髓问题，今泰戈尔年岁虽老，而精神则犹是活泼之幼儿。其衣冠虽古，而其思想则足为时代之先驱。彼之取得世界上之地位，乃抉印度千年前之文化而复得之，乃以革命及反抗之精神取得”，梁启超认为泰戈尔对于东方生命哲学奥义的抉发和对于西方式暴力革命的“革命”态度，发人深省，要而言之，泰戈尔反对西方的物质主义，寻求“和平”革命以求人类福祉的思想理念，在晚年梁启超看来，并不是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所认为的是对于中国青年的毒害，今天，达尔文的进化论、阶级斗争理念、简单二分思维方式等源自西方的人文思想不断遭遇当代思想家的质疑，而诸如可持续发展观、生态主义思想包括古老的东方智慧再度得到当代人文学界包括自然科学界的认领，泰戈尔早在86年前于北京的真光影戏院的激情演讲，看来又产生了它的历史的回音，可谓两相震荡，余音袅袅。
泰戈尔影响我国现代文学诸家已如上述，西方人称泰戈尔和黎巴嫩的纪伯伦是“站在东西方文化桥梁的两位巨人”，那是因为在两个东方诗人的文本中，他们嗅出了与西方文化同一旨趣的灵魂升华的超越性美感，如果他们对于纪伯伦的理解允称得体，那么可以说西方人对于泰戈尔的“理解”可能还只是一种“误读”，文化背景决定了泰戈尔的“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远离人间的神，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神，泰戈尔文学艺术里引起人们无限向往的神无处不在，他存在于孩子的游戏之中，存在于深渊的海上，存在于疲乏喘息之中，存在于梦醒时悲哀的苦痛之中，存在于“你眼里频频掷来的刺激”、“染衣女内心感受不到的爱抚”以及八年前多少个夜晚与亡妻的伉俪生活的潮水中……今天我们读泰戈尔依然新鲜如昨，相信即使是视唯美主义批评家们为陌路的80后、90后也依然能从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等诗歌文本中读出他们的感触、他们的苦恼的唏嘘和美学的憧憬，那是因为泰戈尔的文学和艺术来自生命本身的跳动，他的“梵我同一”的命题实际上已经幻化为“情我同一”、“爱我同一”、“天我同一”的诗歌境界和艺术真实。
附：
金色花
泰戈尔
假如我变了一朵金色花，为了好玩，长在树的高枝上，笑嘻嘻地在空中摇摆，又在新叶上跳舞，妈妈，你会认识我吗？
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我暗暗地在那里匿笑，却一声儿不响。
我要悄悄地开放花瓣儿，看着你工作。
当你沐浴后，湿发披在两肩，穿过金色花的林荫，走到做祷告的小庭院时，你会嗅到这花香，却不知道这香气是从我身上来的。
当你吃过午饭，坐在窗前读《罗摩衍那》，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膝上时，我便要将我小小的影子投在你的书页上，正投在你所读的地方。
但是你会猜得出这就是你孩子的小影子吗？
当你黄昏时拿了灯到牛棚里去，我便要突然地再落到地上来，又成了你的孩子，求你讲故事给我听。
“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
“我不告诉你，妈妈。”这就是你同我那时所要说的话了。
黄永健，深圳大学教授，艺术学博士，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长期从事艺术学理论、诗学理论、文化创意产业及美学理论研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文艺研究》、《艺术百家》、《文化艺术研究》、《民族艺术研究》、《诗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60多篇。专著《艺术文化学》入选“艺术学教育丛书”、《艺术文化学导论》入选十二五艺术设计类国家规划教材，《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入选“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第六辑）”，为当代松竹体十三行汉诗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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