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散文诗的创作与批评
紫藤山
一、历史积淀与美学传承
中国散文诗至今走过93年的发展历程，2007年11月河南文艺出版社选编出版大型散文诗作品、散文诗理论合集《90年中国散文诗》，集中展示自“五四”以来中国散文诗的创作和研究成果。本书收录272位几代作家（包括港台及海外华人作家）散文诗作品1300多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如鲁迅、刘半农、郭沫若、许地山、徐志摩、茅盾、王统照、朱自清、高长虹、冰心、李金发、汪静之、巴金、丽尼、焦菊隐、陆蠡、艾青、何其芳、唐弢、徐迟、陈敬容、郭风、柯蓝以及台湾诗人痖弦、覃子豪、林清玄、苏绍连皆有散文诗名作呈现。另外，本书还附录中国散文诗集编目，中国散文诗选集编目，中国散文诗鉴赏集、评论集、理论集编目以及中国散文诗大事记。从1922年徐玉诺散文诗集《将来之花园》问世以来，中国作家出版散文诗集到目前为止近千部，这其中鲁迅的《野草》，许地山的《空山灵雨》，冰心的《往事》，何其芳的《画梦录》、丽尼的《鹰之歌》以及柯蓝的《早霞短篇》、郭风的《叶笛集》、商禽的《冷藏的火把》、苏绍连的《惊心散文诗》等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80年代以来，正式出版的中国散文诗选集共100多部，鉴赏集、评论集和理论集80部上下，[33]散文诗选集和鉴赏集流行甚广，以至于进入21世纪，出现了散文诗年度选集，2000年，邹岳汉主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年度最佳散文诗》，2004年更名为《中国年度散文诗》，2002年，王剑冰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年度散文诗精选》，这两种当代散文诗选集收录作品数量以及作者人数逐年增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散文诗理论研究进入文体自觉和文体建构层面，现代文学史上著名文学理论家如西谛（郑振铎），郭沫若、当代著名诗评家孙玉石、谢冕、王光明、蒋登科以及港台的林以亮、叶维廉等都对散文诗的美学特质和文体个性进行过理论探讨，叶维廉在《散文诗——为“单面人”而设的诗的引桥》一文中，较为准确地界定了散文诗的美学特质，叶氏引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当诺（Theodor Adorno）、哈贝玛斯（Habermas）以及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等人观点，说明散文诗是现代社会一种特殊的抒情诗，不过散文诗所抒之“情”不是道德情感、文化情感，而是一种人性的“精髓”，“神秘”的演现，是本雅明所谓的灵气（灵光）——aura，在科学至上主义工具性理性高升所带来的人的分化支离、物化、商品化、异化、减缩化的过程中，现代诗、现代艺术、现代音乐保持着它们的自发性而与现行宰制性的社会形成一种张力，它们在所谓“社会性的缺乏中反而把社会压制自然与人性的复杂真实反映出来”，所以散文诗所抒之“情”是人类在现代社会话语背景之下的复杂心情、情绪，这种心情、情绪既连接着人类的历史记忆，同时又渗和着现代意识，是一种在现代意象刺激之下所产生出来的情感结构和情感模式，之所以要用散文的结构和散文的叙述性语言来抒情达意，原因有二，其一，19世纪来（西方诗歌）作假不真的修辞遭到人们厌恶，诗人呼吁回到自然语，甚至回到散文，作为诗的媒介，其二、大众在语言的认知上单纯化、平面化，面对当时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的浓缩、多义和歧义性，便有“隔”和“难懂”之意，于是波德莱尔等人尝试用散文的、接近一般传达的语态，包括平平的说明与叙述，不会马上用逻辑的飞跃，而慢慢地把读者引进一个由浓缩放射性的意义或复旨复音构成的诗的中心。[34]
从发生学意义上来看，散文诗所抒之“情”不是古代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散文诗文本亦非战歌、颂歌式的意识形态书写和牧歌式的浪漫书写，从诗的自由性和解放性的本质特征来看，散文诗被引进我国现代诗坛，一度出现战歌、颂歌式的书写方式，这应该可以看作是散文诗这种新文体在20世纪中国文化背景之下的合乎逻辑的演变，可是，进入8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快速步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轨道，发生学意义上散文诗所张显的现代审美意识，得到当代散文诗作家的普遍认同。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散文诗界的重要诗人如柯蓝、耿林莽、许淇、徐成淼等，开始重视都市题材散文诗，林焚、林登豪、红杏、亚楠、李松樟、方文竹、喻子涵、宋晓杰、郑小琼等中青年散文诗诗人都是在现代心灵场景之内通过散文诗的文本建构，寻找情感和思想的突破口，他们的当下诗性体验和散文诗的文本建构路经，实际上与发生学意义上的散文诗形成了一种美学上的回应与互证，并且这种回应和互证还在持续演化之中。
散文诗作为一种新的文体（文学书写文本），目前达到了广泛的认同，新世纪（2000年）以来，国内每年出版发行之文学年选文集，都有单独的散文诗年选专辑出版流布，除了邹岳汉与广西漓江出版社联合推出的中国年度最佳散文诗选集（2000年起），王剑冰与长江文艺出版社联合推出之年度中国散文诗精选（2002年起），此外王光明、孙玉石主编之《六十年散文诗》一书也较为畅销，2007年11月，由河南文艺出版社与中外散文诗学会倾力编选之《中国散文诗90年》（上、下卷）于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发行，并举办九十年中国散文诗评奖活动，数十名老、中、青中国当代散文诗作家获得终身成就奖、重大贡献奖、作家奖、创作奖，理论集奖等奖项。最近，王蒙主编，王宗仁 邹岳汉分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六十年散文诗精选》，《六十年散文诗精选》系《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之一种，《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共推出《中篇小说精选》、《短篇小说精选》、《小小说精选》、《诗歌精选》、《散文精选》、《散文诗精选》、《报告文学精选》、《儿童文学精选》、《文学评论精选》共九类，散文诗已然在当代确立了它的文体属性，从散文和诗歌中脱离出来，得到了当代读者的认同，在该书前言部分，邹岳汉先生以其散文诗史论家的眼光，对中国当代散文诗的创作成果，批评成就进行了精要的梳理。
邹岳汉行先生认为，“散文诗乃诗之一体”，散文诗现代审美意识是中国散文诗获得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35]波德莱尔曾将散文诗的现代审美意识描述为“灵魂的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散文诗作为一种诗性文本，从其发生的时刻起即为了突显、张扬现代心灵的震惊性悸动，因此，可以认为散文诗与自由分行新诗或现代散文相比，更加倾向于表现现代人的内心生活，现代人的感觉、情绪和想像，尤其更适合表现现代都市人群的现代性心灵体验，波德莱尔在完成了诗集《恶之花》之后，复又以散文笔法去创造“诗的散文的奇迹”——《巴黎的忧郁》，主要是因为分行建制和语言的压缩，无法再现现代人立体交叉组合或网络状组合的情感结构，散文诗采用“自由、细节和讥讽”的叙述、描绘手段，适合表现现代人情感结构的本然状态。散文诗融合散文与诗的双重优势，因缘际会，应运而生，变成了一种与散文、诗歌齐头并进的现代诗性文本，是由于现代性的经验意象积极参与了传统的认知结构，人类情感趋向繁复、细密所引起的。[36]
二、当代中国散文诗批评
80年代以来以来，中国散文诗蓬勃发展，百花齐放，众家争鸣。首先，写作者人数剧增并出现了相关的学术团体，这当然与中国诗歌大国的传统有关；其次，专门的散文诗报刊、网站在全国产生相当的影响力，如湖南益阳的《散文诗》持续出版发行25年，在全国诗刊方阵中，发行量跃居前列，四川成都的《散文诗世界》2006年4月公开发行，近期年发行量近4万册。目前以这两个期刊相号召，全国性的散文诗笔会活动得到了各地作家和文化团体的积极响应，《散文诗》杂志组织全国性的散文诗笔会已满九届，2010年于湖北丹江口举行全国散文诗第十届笔会，近年来活跃于散文诗诗坛的中青年散文诗作家、诗评家齐聚丹江口，进一步商讨散文诗发展的方向。《诗刊》在八十年代创办的“青春诗会”，汇聚了一批后来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的著名诗人，《散文诗》杂志作为国内目前鼓励、扶持青年散文诗新人的纯文学刊物，势必造就一批具有创新意识的重要的散文诗作家。2006年5月，四川《散文诗世界》杂志社发起成立“中外散文诗学会”，并于最近几年开展全国性的笔会活动，得到了海内外散文诗作家、诗评家的关注与支持。此外，2001年香港成立了香港散文诗学会，创办《香港散文诗》季刊，以亚楠任总编辑的新疆《伊梨晚报》每月推出一期《天马散文诗专页》，全国各地相继办起了10余种当地准印的散文诗报刊，如赵宏兴在安徽编选出版年度《中国当代散文诗选》，各地以发表新诗为主的诗刊也纷纷设立定期或不定期的散文诗专页，进入21世纪以来，还出现了一批散文诗网站，如《中国散文诗》、《散文诗天地》、《散文诗作家网》、《散文诗百家论坛》等。
据散文诗作家灵焚的观察，尽管日本在几十年前就开始肯定散文诗的艺术价值（荻原朔太郎），然而至今日本还没有一本专门刊载散文诗的刊物，更不可能出现像《二十世纪中国经典散文诗选》（王光明编，长江文艺），《中国散文诗90年》（王幅明编，河南文艺）那样的大部头散文诗选集，[37]据笔者观察，中国大陆散文诗创作和批评较为繁盛，台湾散文诗作者人数廖廖，相对来说散文诗批评较为少见，香港的散文诗创作也是因近水楼台受到大陆散文诗诗人和散文诗团体的影响才于最近几年出现创作、出版、批评的热闹局面，台湾至今也没有出现散文诗专门刊物，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日本文坛和台湾文坛皆认为散文诗不易把握，可是无论如何，近三十年来，大陆散文诗确实出现了可圈可点的个人专集、选集、理论探讨等著作，在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并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
当然，散文诗极易被把玩成短散文，变成余光中先生所谓的“非驴非马”的骡子，大陆以至香港为数众多的散文诗文本中也存在大量的浅白直露、矫揉造作、附庸风雅或拿腔做调、忸怩作态之劣品以及模拟古典诗情诗意的假古董。散文诗重在现代心灵图式和现代情感的揭示，而现代心灵图式和情感结构既与古典模式交叉连环，同时又因现实环境现代意象的刺激，突变为新的心灵图式和情感结构，此即马尔库塞所谓人类在现代社会情境之下所生长出来的“新感性”，作为中国文化和中国诗学的天然传承者的当代散文诗作家，必须在天然传承的传统诗心诗悟之上，谋求新的情感符号形式（苏珊·朗格），进行散文诗创新，因此，当代散文诗文本中最有艺术价值和文学史价值的作品，必然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创新散文诗文本（阿舍贝利创作《Three Poems》，台湾陈克华创作的《地下铁》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发现，90多年的中国散文诗历史上，凡称成功杰出之作在语言、意境和思想取向上皆具有突破意识和创新意识，如鲁迅、何其芳、郭风、柯蓝、商禽、痖弦以及当代的许淇、耿林莽、徐成淼等。彭燕郊、昌耀以新诗名世，但他们的散文诗作品皆因现代感强烈，超现实意象密织，意味深醇，获得诗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中国当代散文诗在80年代曾一度深陷平直浅白的语言陷阱和思想陷阱而不自知，80年代中期，徐成淼通过自身的创作感悟呼吁散文诗要“告别清浅”，告别农耕社会的田园牧歌风格，走向现代语境，追求现代感，表现都市意识，实现由“意境”至“意象”的跨越，自此出现了“探索散文诗”热潮，湖南《散文诗》曾刊发一批“朦胧散文诗”作品，1989、1990年曾出版过森森、莫笑编《探索散文诗选》、《新潮散文诗精选》，国内散文诗作家周庆荣假名“玛丽·格丽娜”出版“梦呓断句”散文诗集《爱是一棵月亮树》，同年10月，灵焚（林美茂）出版《情人》，探索现代灵魂的精神突围历程。需要提及的是，灵焚于2008年11月，再次将其二十多年创作的散文诗作品结集出版，在本书的后记中，作者指出了散文诗与现代人的生命体验的深度关联：
“你在阅读时候你自己的感觉究竟如何，你自己的心灵真实究竟怎样展开，是不是也像灵焚那样，面对一幅幅重叠的心灵图景，陷入虚无、恐惧、困惑、无奈、缠绵、坚毅、率真……的审视之中，那时一切审美直觉都在指向自身生命境遇的本能逼视，生命的渴望与燃烧已经让你无法逃脱。灵焚的散文诗揭示着灵焚对于生命真实的向往与寻求，他企图通过一次次现实和心灵场景的表象与交错，切换与叠合，舒展与收缩，在一个进入与退出、下降与上升的动态审美实践中展现生命的审美理想。[38]
近年来散文诗诗人方文竹发表《理论的理论：当代散文诗理论建构的基点》（《散文诗》，2009年7期）、《如何看待眼高手低的散文诗写作》[39]等散文诗批评文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方文竹在《理论的理论：当代散文诗理论建构的基点》一文中指出：“按照文学理论惯例，我将散文诗理论结构划分为三个部分：散文诗理论——散文诗批评——散文诗作品（理论）史。散文诗理论取自散文诗批评和散文诗作品（理论）史的资源并对其进行宏观概括和指导，而散文诗批评和散文诗作品（理论）史推动着散文诗理论的发展，三者相辅相成。同时必须强调，看待散文诗理论三个部分的水平的关键还是散文诗理论，我将其称为‘散文诗理论的理论’。‘理论的理论’ 是当代散文诗理论批评的“母本”，一切散文诗的理论批评皆是它的变形与放大”。方文竹的观点对于习惯于从实践到理论，从文本到理论的批评模式的中国当代文坛来说，不无启发价值，毕竟现代汉语散文诗演化至今产生了大量的杰出之作，当代散文诗的表达形式和散文诗的美学功能具有它的相当范围的认可度，散文诗作者包括从新诗和散文群体中分化而来散文诗作者逐年增加，[40]因此，建立中国散文诗元理论体系（包括本体论、结构论、语言论、文体论、功能论、主题论、创作史论、批评史论、中外散文诗比较论等）的时机已然成熟，中国散文诗的历史积累和创作现状呼唤元理论体系的出场，而一般的散文诗诗人“身在庐山”，很难跳出“庐山”之外看“庐山”，散文诗元理论体系的建立还得依靠学院派，正如方文竹指出的“真正的散文诗理论家应该远离创作实践，要有学究气”。方氏不无偏激的认为当代中国散文诗乱象的产生其原因就是缺乏元理论的导向作用，“理论有着自身的独立性和规律性，反过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是更为重要的。…… 当代散文诗理论的贫乏已成痼疾，她的独立性要求更在于她的自身的先天性不足，她的“理论的理论”显得更为急迫和重要些：“脱离实际”的“理论的理论”将为当代散文诗理论搭起构架。”[41]在《如何看待眼高手低的散文诗写作》一文中，方文竹直面批评当代中国散文诗写作中的重复堆砌现象，呼吁散文诗诗人创新——“当前散文诗写作的总体水平较高，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部分作者由于对散文诗的热爱而产生的剧烈浮躁情绪，它导致在具体写作路数上一味地崇‘高’：追求大主题、大境界、大情感、大国家、大社会、大手笔，结果却无意间绕过了语言这一基础的关卡和基本的元素甚至文体意识，创作出的作品堆砌着驾轻就熟的意象、陈陈相因的表达方式。它导致了散文诗写作整体水平的降低”。“在散文诗写作中，最可怕、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许多作者这种“手高”“眼低”的写作方式。他们自我满足，他们不想改变什么，不想为中国散文诗添加一点什么，而是很舒服地年年月月大批量生产，从而严重地影响到目前散文诗的整体水平。说到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这些作者的散文诗文体意识薄弱，‘难度写作’的匮乏与‘无顾忌写作’的膨胀。”
资深散文诗诗人耿林莽最近发表《散文诗并不“易写”》一文，针对当代中国散文诗“太容易雷同，太容易矫情，太容易图解主题，太容易做作词语”（王剑冰语），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在创作的时候“要根据具体作品内容的表达需要，将散文性的因素，融入其诗性肌体之中。‘融散文于诗’，走‘化散文’的路子。无论是情节素材、描述手段、语言韵味，都要‘细碎化’地融入散文诗的整体意境，而不是照搬散文的那一套，那样做的结果，便是‘散文化’了，‘融散文于诗’，需要高度的艺术修养和众多的技巧为之服务，是需要认真对待艰苦劳作的，当然很难。却又是无可回避的‘必经之路’”。耿林莽认为散文诗宜虚不宜实，因为“诗和散文诗基本是虚构的。不是纪实。需要将来自现实的题材重新构思。丰富想象力，强化抒情性。这比以现实性为主的散文写作要难得多。拘泥于生活原型，想象的翅膀展不开，便会使作品呆板，枯燥，诗味不足。柯蓝先生倡导‘报告体’之所以失败，根源恰在于此。散文诗对于情节的处理，宜精不宜泛，要善于化整为零。以一当十；善于挑选最有表现力的典型细节。以抒情化、意象化。蒙太奇式的跳跃组合来表现处理，才符合这一文体的要求。”[42]灵焚于2007年提出了“意象性细节”这一概念，对耿林莽提出的散文诗创作方法论加以延伸，他认为创新型散文诗 “从诗歌中汲取意象的运用与表现手法”，“从散文中摘取其核心部分的细节性描写”，“把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与生命感悟，放在蒙太奇式的、组合性的片段细节群中展现，通过纯粹的意象性细节推演生命的体验、省思与审美”，因此散文诗区别于诗歌与散文的最大美学特征便是“意象性细节”，即“在貌似散文性的细节中，通过意象性语言的运用，把一群具象性的语言凝聚起来，形成一种完全诗化了的细节”。[43]
国内最有影响的《散文诗》杂志主编冯明德先生根据多年的编辑经验和审美立场，发表《伪散文诗八大特征》一文，指出伪散文诗具有无病呻吟、春夏秋冬、浮光掠影、古诗新译、节日放歌、同题生造、陈词滥调、平平仄仄八大反散文诗病症。[44]《散文诗》杂志一直以来坚持前卫性的诗歌姿态，强调散文诗的诗性特质，冯明德的激烈批评实际上可以从反面显示出中国散文诗诗人不甘平庸，渴望突破的心理情绪，一批专事散文诗创作和传播的诗人、作家渴望散文诗能够在整个大文学格局中发出更为强大的声音。
方文竹、耿林莽、灵焚和冯明德等人对于当代中国散文诗的深度批评标示着当代汉语散文诗正在谋求创新、创化和创造。
2011年伊始，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级现当代文学博士生罗小凤发表《边缘的边缘的突围——新世纪十年来散文诗发展态势探察与反思》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罗小凤罗列当下中国散文诗界散文诗文体的四种认知：一是认为散文诗是自由诗的变体；一是认为散文诗是诗，是与自由诗并存的一种独立的诗体；一是认为散文诗是诗，是与新诗并存的一种诗体；一是认为散文诗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与散文、诗歌并存。她认为在这四种认识中，第一种早已被抛弃，但少数散文诗人由于对散文诗概念模糊不清，对散文诗历史了解不深，而依然持此观点。第二种认识是正确的。复杂的是后两种认识。第三种观点把散文诗与新诗对立起来，显然对“新诗”概念把握有误。第四种观点认为散文诗是散文与诗两种文体经过“化合”或“融和”而形成的一种既不是诗也不是散文的完全独立的文体。从表面看，这种观点似乎是在维护散文诗的独立地位。然而，抹煞散文诗作为“诗之一体”的本质属性给散文诗创作和散文诗理论研究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写作者不必将散文诗作为诗来写，读者不必把散文诗作为诗来读，文学评论界不必把散文诗作为诗来评论，诗学家、文学史家不必把散文诗写进中国新诗发展史，文学、诗歌评奖不必把散文诗纳入诗的评奖范围……对散文诗文体“非诗非散文”的不当定位正好与“非驴非马”的贬损相呼应，不利于确定散文诗文体在诗和文学领域应有的地位。[45]罗小凤的观点实际上代表着散文诗界对于散文诗的主流看法，如邹岳汉最近发表的一篇全景观察文章——《中国大陆近20年散文诗发展概观》（《散文诗世界》2006年1期）指出：“判断一篇作品是不是散文诗，首先要从诗的角度着眼。因为散文诗是散文形式的诗，它的本质是诗，而非别的什么。只有具备诗的根本特质，才可进入诗的行列，才可进入散文诗的行列。
因此，诗的一些构成元素，一些特殊的表现手法，都可以而且应当在散文诗中找到。比如诗尚空灵，散文诗也不宜太写实；比如诗的语言要求简约、凝炼，散文诗亦是如此要求；比如诗的结构宜单纯，散文诗的结构也不可繁复；比如诗的语言表达须留有较大的空间，时有跳跃、截换，散文诗亦然。举凡擅长抒情、多用象征，比拟、飞白、寓意、含蓄，都是诗与散文诗共有的写作特点或共同常用的艺术技巧。
只有强调散文诗与诗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在艺术技巧上整体的同一性，才能从根本上将散文诗与一般的抒情散文、寓言小品区别开来。
作为一位终生以散文诗为职志的散文诗诗人、批评家，邹岳汉反复强调散文诗是诗之一体，认为“散文诗回归诗，不是弱势文体向强势文体的归附。散文诗作为诗之一体，代表着现代诗的中坚和前沿，它将与讲究分行押韵的新诗一起争妍竞秀，共存共荣，促进中国当代诗的多样化、现代化。”[46] 在某种程度上来看，也是维护巩固散文诗身份地位的权宜之计，散文诗纳入诗的范畴可以在文学史叙述、文学评奖等话语建构过程中，顺理成章地进入其间的操作，否则，就会很容易被诗和散文两个文类排斥在外，可是散文诗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化和文体建设，在世界文坛上已然成了一个被建构起来的文类，这种防御性的批评策略或许有效，或许在未来被证明是错误的，须知当年的宋词元曲号称“诗余”——诗之一种，但是一旦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诗歌形式，它们就是新的文类（文体），今天的散文诗当然是诗之一种，可是如若将来它成为了时代的主流诗歌形式，它就会像宋词元曲一样脱轨运行，变成了文学史叙述中的独立文体（文类），为了避免串义，不排除或许换一个名称如语流、语流文。
三、散文诗争鸣
散文诗园地百花齐放，必引起诗评家众家争鸣。如散文诗的文体归属问题，究意是已发展成熟的一种独立文体还是仍旧乃“诗之一体“？是散文化的诗歌，还是诗歌化的散文？散文诗与现代美文、小小说以至杂文如何进行文体划界？散文诗以四、五百字以至一千字以内限定其篇幅，还是让其自由伸张成数千言上万言以至更长篇幅的长篇散文诗？散文诗形式和审美取向来自西方，但在二十一世纪全球文明对话，中国文化充分张扬其价值理念的新世纪话语情境之下，散文诗如何磨合创化现代中国气派的文体语势？与此同时，自鲁迅的《野草》横空出世以来，好像二十世纪以至新的21世纪还没有出现那样深具影响的作品，散文诗界不免产生一种焦虑心态，散文诗诗坛翘首期待，散文诗的大师级作家何时出现在文坛的地平线上？提及当代小说，大陆的王蒙、余华、贾平凹、莫言以及台港的白先勇、刘以鬯等，足以充任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提及散文，余秋雨、董桥、张晓风、林清玄（其实林清云的精短散文可视为散文诗）足以傲视其它文类的大作家、名作家；提及当代诗歌，北岛、顾城、舒婷、余光中、洛夫、痖弦等，也早已进入文学史的书写。可是提及当代中国散文诗（华文散文诗），虽然有一批作家如郭风、柯蓝、流沙河、徐成淼、刘湛秋、许淇、李耕、耿林莽、王尔碑、彭燕郊、昌耀、叶梦以及台港的商禽、痖弦、苏绍连、夏马、钟子美、秀实等，但这些作家只是在散文诗“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大的影响力，而且上述散文诗作家皆无人取得现代文学史上类似于《野草》、《画梦录》那样的骄人成就，因此，散文诗依然呼唤大作家、大手笔的出场。不过，换一种视角，所谓大作家、大手笔有些纯粹就是后来的文学史论家建构出来的名牌、品牌，只要散文诗探索在进行中，在持续不断向前推进，散文诗界终于会出现大家杰作，或者在目前的老、中、青三代散文诗诗人群落中，其作品的暗藏光华终于为后人所认知抉发，从而被文学史追认为大师骄子？灵焚在最近所撰的《散文诗，作为一场新的文学运动被历史传承的可能性》一文中指出：只要我们当代能够保持着拥有一批前赴后继的散文诗这种体裁的探索者、攀登者，那么，未来的人们一定可以在这些探索中，找到他们需要的大手笔、里程碑式的作品。所以，我反对总是强调里程碑式作品的诞生，要求大手笔作者出现等等言论。[47]
由于散文诗作家队伍在扩大，散文诗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散文诗刊物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稳住了阵脚，散文诗的学术研究（史论、文体论、批评论、诗学阐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更重要的是，散文诗具有揭示现代意识、表现现代都市情感的特定的文体优势，以上诸多因素形成合力，唤醒了散文诗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身份意识。进入新世纪以来，散文诗年选专辑与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齐头并进从图书流通市场以及文学网络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但新世纪以来的各级各类文学奖中，从不设散文诗奖，即以影响很大的“鲁迅文学奖”而言，它设有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全国优秀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奖。因为没设“全国优秀散文诗奖”，意味着优秀的当代散文诗作品被拒之文学殿堂之外，对此，散文诗界有人提出质疑：鲁迅是中国散文诗大师，其《野草》是其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以鲁迅命名的全国文学大奖，连报告文学都被纳入设奖文类，不设散文诗奖，就值得质疑。[48]
自波德莱尔1869年出版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世界散文诗已有140年的历史，自1917年沈尹默创作了《月夜》这首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章散文诗，[49]中国散文诗已有92年的历史。一百多年来，世界文坛已出现了泰戈尔、纪伯伦、圣琼·佩斯、纪德、屠格涅夫等散文诗大作家，中国文坛也出现了鲁迅、何其芳、郭风、柯蓝、商禽、耿林莽、李耕、苏绍连、许淇等散文诗大家、名家，综合考察散文诗的创作实绩，散文诗的现代审美取向以及散文诗的理论研究成果，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散文诗作为现当代文学大家族中新崛起的一种独立文类的身份已然确立，散文诗是现代人类心灵图景的诗性文本，从格律严密的古诗（中国古代诗赋词曲、西方的十四行诗、日本俳句等）到现代自由分行新诗，人类的诗歌写作不断进行文体形式的突破。当年天才诗人兰波的自由分行新诗有意打破作诗法的残酷的枷锁，法语诗要求的四音节、六音节、八音节、十音节和十二音节等格律，兰波都打破了，待到兰波创作《地狱一季》、《彩图集》时，干脆放弃了分行排列的诗歌形式，采用散文诗的形式，兰波一生也是在不断突破诗歌的现成的文体形式而进行新的尝试，拓展了诗的可能性和表现空间，开创了最自由、最灵动、最潇洒的法语诗歌风格。[50]
兰波的创作实绩向我们显示，古今中外诗歌的形式都是人类的情感结构的外部显象而已，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的情感记忆在新的生活意象的刺激之下，不断派生出新的情感图式和情感结构，那么，诗的语言文本应具有多向度的延伸和创化的可能性，散文诗在较短的篇幅内，紧扣现代生活中特殊情境，展开诗性叙述，想像、虚构、生发、升华、精炼语词、锻造意象、神而化之，由小见大，见微识著，确实发挥了散文、分行诗歌所无法取代的现代审美功能。因此，可以预见，散文诗写作、传播以及散文诗批评散文诗研究势必继续扩张其话语能量，在中国当代文坛及世界文坛成为一处崭新的景观。
黄永健，深圳大学教授，艺术学博士，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长期从事艺术学理论、诗学理论、文化创意产业及美学理论研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文艺研究》、《艺术百家》、《文化艺术研究》、《民族艺术研究》、《诗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60多篇。专著《艺术文化学》入选“艺术学教育丛书”、《艺术文化学导论》入选十二五艺术设计类国家规划教材，《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入选“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第六辑）”，为当代松竹体十三行汉诗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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