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的散文诗理论研究
紫藤山
有散文诗创作必有相应的散文诗批评和散文诗理论研究，中外散文诗概莫例外，从散文诗理论发生学意义上看，波德莱尔本人为他的《巴黎的忧郁》所写的那篇序文也即散文诗历史上第一项散文诗理论成果，因为这篇不太长的序言，实际上已经从形式、审美现代性和抒情风格上为散文诗奠定了基本的文类规范，直至今天波德莱尔的《给阿尔塞纳·胡赛》一文依然是我们对散文诗进行文类判定的重要依据。
欧美的散文诗批评起步早于中国，当年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群体呼应波德莱尔既写散文诗，又进行诗歌（散文诗）的批评研究，这有似中国新文学运动时期刘半农、郭沫若、郑振铎、高长虹等既写散文诗，又进行诗歌（散文诗）的批评研究，因而产生了早期的西方散文诗理论。根据斯蒂夫·蒙特（Steven Monte 1967— ）2000 出版的专著《看不见的篱笆——法国、美国文学中作为一种文类的散文诗》一书的考证，虽然法国人Franz Rauhut散文诗研究专著至1929年才问世,但散文诗诞生之后自1890（William Dean Howells）年起就陆续出现了不同的散文诗选集，斯蒂夫·蒙特列举代表性的十种20世纪英美出版的散文诗集，时间分别为1890（William Dean Howells）、1953、1970、1974、1976、1987、1992、1995、1996、1996，在这期间法国作为散文诗的摇篮只出现了三部散文诗集，主编者分别为Maurice Chapelan(1946)、Guillaume 和Silvaire(1959)、Luc Decaunes(1984), 散文诗集的选编者以所选编的文本来说明他们对于散文诗的判断，并且这些选编者通常都会在选编说明、序言、跋语等说明性的文字中讨论散文诗，这也与中国的情形若相仿佛，就作者所知，中国最早的散文诗选集于1981年出版，[28]散文诗个人专辑尤其是散文诗选集通过序言、跋语、选编说明以及作品赏析呈现散文诗观。
虽然英美20世纪的散文诗选集注重选编超现实风格（表现无意识领域内容）的散文诗，上述代表性的十种20世纪英美出版的散文诗集选编标参差次有别，早期的选编者认为散文诗是一种诗歌形式（Poetic form）,不是文类（Genre）, 第一个选编者William Dean Howells 认为散文诗是“彩笔绘就的精巧之物”，1950年代以后，所有散文诗的英文选集开始开始将散文诗定位为文学文类，尽管如此诸家对于散文诗的界定不一，选编了《国际散文诗选》（1976年出版）的米切尔·本尼迪克特起先说它是一种诗歌形式接着又说它是“文类（Genre）”，本尼迪克特的选集是迄今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散文诗选集，选入包括英美法德、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俄、日本的散文诗，但是遗憾的是没有选编中国的散文诗。
英美散文诗选编者对于散文诗心有戚戚，如同中国的同行一样，并试图揭示散文诗不被文坛重视的原因，有人认为散文诗的激烈反秩序性（颠覆性、想入非非、荒唐滑稽）造成散文诗的攻击性和认同性匮乏，有人认为（本尼迪克特）散文诗的孤立源自T．S．Eliot, 直至1960年代以前的以艾略特为首的英美反国际主义的批评方式及其影响，是英美学术界排斥散文诗的主要原因，也有人认为美国的自由诗取代散文诗功能，散文诗退居边缘。相对来说，法国散文诗选集编者Maurice Chapelan(1946)、Guillaume 和Silvaire(1959)、Luc Decaunes(1984)等人，对于散文诗没有像英美的同行那样有“文类”的焦虑感，他们对于散文诗的文类特点以Luc Decaunes的描述为代表——简洁、紧凑、自由舒展（Gratuitousness 亦有无厘头，漫无目标），因为简洁、紧凑，所以不能太长，尽管如此，Maurice Chapelan 的选集里面还是选入7-8页篇幅的散文诗文本（有的是截取其他作品中的诗化性的具有诗情诗味的段落），Luc Decaunes 因此批评他将诗化散文当成“散文诗”， Chapelan甚至说“是每个人的直觉判断加以确定的，散文诗的诗性感觉存在于每个读者身上，不在散文诗文本自身”。除了这个Chapelan之外，其它三位选编者都会将散文诗的篇幅限定在1-2页之内，他们的散文诗共识：紧凑、简洁。
上文指出，阿得林·万勒（Adrian Wanner）将俄罗斯散文诗形象地描述为一个同心圆结构，位于圆心的是以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为代表的现代的，前卫的、先锋的、具有反叛颠覆意识的散文诗作品，而在圆心周围演化产生出大量的散文诗变体，它们可能是唯美浪漫之作，可能是偏于哲思玄理的篇章，可能是后现代的拼贴戏仿语言狂欢或语言游戏，可能是长篇巨制，可能是散文章句之中夹杂分行诗，可能是长篇分行新诗之中夹杂散文章句，可能是金斯伯格或中国的郑小琼式的长长诗句相互挤压、堆积、纠缠和呼应，乱而不乱，自成宇宙乾坤。因此他对于散文诗文体给出了一个较为宽泛的文类界定：
散文形式。不分行，格律诗排列成散文也不能成为散文诗。
简洁。除了语言的简练、凝聚、事件和场景的单一等特征之外，散文诗的篇幅不超过1-2页，即篇幅精短。
自主性。散文诗不应该是大叙事散文的一部分，也不是小说文本中的一部分，但是可以成系列或成套组合。
实际上我们整合英美、法散文诗选编家的散文诗观，也即紧凑、简洁（法国选编家的共识）再加上超现实风格，激烈颠覆性（英美选编家的共识），得出现代散文诗的共时性文类标志：
散文形式。不分行，格律诗（自由分行新诗）排列成散文也不能成为散文诗。
紧凑、简洁（Chapelan 的选集里面选入的7-8页篇幅的散文诗文本除外）。[29]
现代的，前卫的、先锋的、具有反叛颠覆意识。
自主性——有一个焦点或一个核心情节、一个主要情绪。
欧美散文诗研究专著比中国早出数十年，中国第一本散文诗理论专著《散文诗世界》出版于1987年，而西方的早在1929年就有散文诗专著问世，前后相差58年。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中外散文诗批评和散文诗理论都经历了先有批评后有理论的建构路径——散文诗问世之后首先是散文诗批评接踵而至，随着创作的继续和散文诗影响的递增，中外终于出现了融史论和文体论为一体的理论专著，从散文诗批评到散文诗理论出现，中间相隔半个多世纪，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因为创作在先，随着创作的数量和质量的增加，批评的数量和质量的增加，必然出现系统的理论归纳，一个作家、一种流派、一种文类都必然经过这样的建构路径。根据斯蒂夫·蒙特的考证，[30]早期的西方散文诗研究对象是法国散文诗，早在1920年代已经出现了Franz Rauhut散文诗理论专著《Das franzosische Prosagedicht》(1929)，随后又有专研法国散文诗散文理论专著出现，如Vista Clayton’s 《十八世纪法国文学中的散文诗》（1936）、Albert Chere(1959)、Monique Parent(1960)，这几本散文诗专著主要探讨法国的散文诗。1959年约翰·西蒙（John·Simon）的博士论文《作为19世纪欧洲文学中的一个文类的散文诗》首次以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散文诗，但是这篇博士论文迟至1987年才得以正式出版。
1960年代至1970年代是西方散文诗研究的空白点，当然，中间在相关的著作和研究论文中出现零星的研究论说，唯一的研究成果要数Ulrich Fulleborn专著“Das deutsche Prosagedicht”。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散文诗批评和理论研究重新启航，这以两本书为标志，其一，1979年巴巴拉·约翰逊出版了专著“Defigurations du langage poetique”, 其二，Mary Ann Caws 和 Hermine Riffaterre 1983年选编的批评文集《法国散文诗：理论和操作》。
1983年以来，至少出现了5部以英语撰写的散文诗学术著作，它们分别是：
1、斯蒂芬·佛雷德曼（Stephen Frednman）1983年出版的《诗人散文：美国自由诗的危机》；
2、Stamos Metzidakis 1986年出版的《重复及符号学：散文诗诠释》；
3、Jonathan Monroe 1987年出版的《题材的贫乏：散文诗和文类政治》；
4、玛格丽特·墨费（Margueritte Murphy）1992年出版的《颠覆的传统：从王尔德到阿舍贝利的英语散文诗》；
5、Michel Delvill 1998 年出版的《美国散文诗：诗歌形式及文类边界》；
当然这期间也出现一些有关散文诗的重要著述如理查德·特帝曼（Richard Terdiman）1985年出版的《话语及反话语：十九世纪法国象征主义反抗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唐拉德·威斯林（Donald Wesling）1985年出版的《新诗：柯勒律治和华滋华斯之后的诗歌形式》等，斯蒂夫·蒙特在《看不见的篱笆——法国、美国文学中作为一种文类的散文诗》一书中，提出一个对于文类的反本质主义的看法，他反对从语言、文本自身来确定散文诗的内在的几个文类规定性，，也反对从散文诗外在社会历史规定性来建构散文诗的几种文类规定性，或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建构散文诗的若干个文类规定性，如在上文中我们所做的那样的努力，他认为：“文类是在与其他文类的相互关联中，从反面确立起来的，文类不能指望仅用几个形式特征（形式标志）来加以确定，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只能确认若干文类特征，因此我们对于文类的意识是开放的无边界的，我们的文类意识随着阅读的推进，随着我们与不同文本的遭遇而变化无定”。[31]
斯蒂夫·蒙特在全书的结尾指出：文类是一个抽象物（相当于佛家的名相），文类是一个被阅读者预设了的解释框架，文类是一个看不见的篱笆，无论这个篱笆怎么被不断划界，在阅读的历程中这个边界还是存在的。就散文诗而言，它也是一个个抽象物（相当于佛家的名相），当散文诗作为一个术语和理念进入文学话语圈子，它就可以吸引追随者和反对者，建构自己的历史和理论，引发批评话语，促成散文诗集诞生，尽管以散文诗名号所囊括的材料未必就是散文诗。
相对于正面界定，斯蒂夫·蒙特指出：从反面对比着来给进行文类界定似乎更加合理。散文诗的文类构成要素会随着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的演变而发生变化，散文诗文类构成要素还不能仅限于音步、篇幅、题材等，散文诗文类构成要素或许应包括外部条件如出版语境和接受语境等，譬如任何从阅读而来的概括性意见都可能潜在成为文类要素之一。因此确定散文诗文类标准，首先必须熟悉散文诗周边的文学形式和文类，采取“否定的区分法”不失为有效途径，在操作上这意味着必须熟悉文学历史语境，尤其是文学的、语言的和接受的历史，文类考量必须进入文学史视野，而不是退回到类型和形式特征层面。[32]我们理解的斯蒂夫·蒙特的散文诗文类有如下特征；
1、散文诗文类标准不能定于一尊。如波德莱尔、本尼迪克特、理查德·特帝曼、Luc Decaune、阿得林·万勒等著名散文诗批评家对于散文诗的文类界定都是有限的理论解说，散文诗与非散文诗的边界（那堵看不见的篱笆）是活动的。实际上世界散文诗的历史确实也说明了这个道理，法国公推波德莱尔为本国散文诗的鼻祖（当然也有异议），俄国公推屠格涅夫为散文诗鼻祖，可是屠格涅夫借用波德莱尔首倡的散文诗形式，抒发一个俄罗斯老人的乡土念旧情怀（如《玫瑰花，多么美丽，多么鲜艳》，王尔德借散文诗记述他的奇思妙想（与审美现代性了无瓜葛），泰戈尔、纪伯伦借散文诗抒发神秘主义的东方宗教情感，阿舍贝利借散文诗抒发后现代语境中的碎片感，鲁迅借散文诗抒发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荒诞情绪，日本东山魁夷借散文诗抒发日本人的自然观感（物之哀感），南美洲的瓦叶霍借散文诗抒发拉丁美洲的集体无意识，台湾的莫渝称只有诗人写出了散文诗，可是朱自清以散文家名世，他的《春》和《匆匆》却因为简洁、紧凑、语言诗化，而被众多散文诗选集界定为散文诗。
2、散文诗从反面加以定义，即用排除法来界定散文诗似乎有说服力和可操作性。首先熟悉文学史的各种文类，将不好纳入诗、散文、小说、喜剧、小品、超短篇、美文、杂文等的文本纳入散文诗的范畴之内，当然这种界定依然留有众多的解释性纠葛。
3、散文诗学术研究自有它的价值所在。无论如何，散文诗成为已然性的文类存在应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研究散文诗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视文学史的真相，连带着透视历史文化演变的轨迹，以诗解史，以史说诗，散文诗作为现代化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文类，它的文体演变的过程既是人类文化演变过程的一个注脚，同时它有力地推动着人类文化朝着健康的、活泼的、自然的方向演进。
附录：
蔷薇花，多美丽，多鲜艳……
屠格涅夫
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读过一首诗。 它很快就被我忘了……可是，诗的第一行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蔷薇花，多美丽，多鲜艳……
现在是冬天，严寒使窗玻璃蒙上了一层薄霜；在晦 暗的房间里，点燃着一支蜡烛。
我躲到角落里坐着；而脑子里老是回响着：
蔷薇花，多美丽，多鲜艳……
于是，我仿佛看见自己站在城郊一个俄罗斯人家的矮窗前。夏日的黄昏正在静悄悄地消逝，转入夜晚；温 暖的空气里，散发着木犀草和椴树花的芳香。而在窗台上坐着一个姑娘，身子靠在一只撑直了的手臂上，头靠在肩膀上——默默地凝视着天空，好象在等待第一批星 星的闪现。她那凝神沉思的眼睛，何等天真无邪和充满 灵感；她那张开欲问的嘴唇，何等动人和纯朴；她那还 在发育、尚未让任何事情烦扰的胸脯，呼吸得多么平静，她那年轻的脸庞又多么纯洁，多么温柔！我不敢和她说话，——可是，她在我看来是多么亲切，我的心又跳动得多么厉害啊！
蔷薇花，多美丽，多鲜艳……
但房间里越来越黑……。结了蜡花的蜡烛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迅速移动的影子在低低的天花板上晃动，寒风在屋外怒吼、呼啸——觉得好象老年人的枯燥无味的絮语声……
蔷薇花，多美丽，多鲜艳……
我眼前又浮现着另外的形象……仿佛听到乡村家庭生活的愉快的喧闹声。两个淡褐色头发的头，彼此靠在一块；她们闪着亮光的眼睛，在机灵地瞧着我；她们红润的脸颊，因为忍住了笑声而颤动；她们的手亲昵地交叉在一起；她们年轻的、很好听的声音，彼此在打断话头。而稍远一些，在舒适的房间深处，另一双同样年轻的手在急速移动，手指在紊乱地按着旧钢琴的键盘——可是，兰纳的华尔兹曲，没能够压倒古老的茶炊的咕嘟声……
蔷薇花，多美丽，多鲜艳……
蜡烛的火光在渐渐暗淡下去，快熄灭了……谁在那儿发出如此嘶哑、沉闷的咳嗽声呢？我的老狗蜷缩成一团，偎依在我的脚边颤抖，它是我唯一的伴侣……我感到寒冷……我冻得发抖……而她们都死去了……死去了……
蔷薇花，多美丽，多鲜艳……
黄永健，深圳大学教授，艺术学博士，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长期从事艺术学理论、诗学理论、文化创意产业及美学理论研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文艺研究》、《艺术百家》、《文化艺术研究》、《民族艺术研究》、《诗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60多篇。专著《艺术文化学》入选“艺术学教育丛书”、《艺术文化学导论》入选十二五艺术设计类国家规划教材，《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入选“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第六辑）”，为当代松竹体十三行汉诗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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