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研究的新收获(序一)——序黄永健《中国散文诗研究》

       在整个世界文学的范围看，散文诗的诞生和这个名字的使用的时间都不长，还是一种处于生长期的文体。法国的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散文诗”这一文体概念的诗人。1861年，波德莱尔在法国《幻想派评论》上发表了九章散文诗，以《散文诗》为总题；1862年8、9月间，他又在《新闻报》上发表了二十章散文诗，题名为《小散文诗》。波德莱尔是世界上第一个自觉地从事散文诗创作的诗人，他于1869年出版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又名《小散文诗》）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文体学价值的散文诗集。

      在波德莱尔以后，散文诗这一文体概念便为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诗界所接受，散文诗的创作也出现了不断繁荣的趋势。在国际上，许多诗人、作家都曾对散文诗这种文体进行过探索和尝试，出现了一批以散文诗创作而享誉世界文坛的作家，比如俄国的屠格涅夫、印度的泰戈尔、黎巴嫩的纪伯伦、西班牙的阿佐林、法国的纪德、佩斯等等。他们的创作不仅把散文诗这种新生的文体推向了读者，丰富了世界近现代文学宝库，也把散文诗文体不断推向成熟。

      中国的散文诗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大开放年代，同中国新诗的诞生一样，中国散文诗的诞生也受到外国散文诗的影响。在这方面，刘半农做了大量有益的开拓性工作，他是第一个译介外国散文诗的诗人，第一个使用“散文诗”这一文体概念的诗人，也是第一个写出中国的散文诗作品的诗人。1915年7月1日出版的《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七期发表了刘半农用文言文由英文转译的屠格涅夫的四章散文诗，译者是把它们当成小说看待的，总题为《杜瑾讷夫之名著》，包括《乞食之兄》、《地胡吞我之妻》、《可畏者愚夫》、《四嫠妇与菜汁》，即后来人们通译的《乞丐》、《玛莎》、《愚人》、《菜汤》。1918年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期上发表了由英文转译的印度歌者拉坦·德维的《我行雪中》，其后还一并翻译了美国《VANITY FAIR 》月刊记者的导言，文中称《我行雪中》是一章“结撰精密的散文诗”。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散文诗”文体概念。1918年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二期刊发了刘半农创作的散文诗《晓》，这是中国的第一章散文诗。刘半农从译介外国散文诗到创作散文诗，这并非偶然，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散文诗的诞生与外国散文诗的关系。

       自刘半农以后，散文诗的译介和创作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可以列举的名字很多：在译介方面有沈尹默、郑振锋、郭沫若、仲密（周作人）、雁冰（茅盾）、董秋芳、陈竹影、徐培德等等；在创作上，沈尹默、郭沫若、徐玉诺等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到鲁迅的《野草》，中国散文诗史上便竖起了第一块里程碑。在其后的发展历程中，虽然经历了各种磨难，但不少中国诗人仍然对散文诗文体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优秀的散文诗作家和作品下断涌现，使中国成为地地道道的散文诗大国。在20世纪末期，湖南的《散文诗》月刊、成都的《散文诗世界》等大量公开发行的报刊和民间报刊不断涌现，许多诗歌刊物、散文刊物、综合性文学刊物甚至报纸副刊也发表了大量散文诗作品，为散文诗的发展提供了众多平台，推动着中国散文诗的繁荣与发展。

    散文诗创作的繁荣必然呼唤对散文诗文体规律的理论研究。自散文诗诞生以后，不少诗人、评论家就曾对此做出过努力。在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到中期，《时事新报·学灯》、《文学周报》等报刊都刊发过研究散文诗的文章，特别是《文学周报》，从第22期开始设置了《论散文诗》的专栏，吸引了众多诗人、评论家参与讨论，先后刊发了Y.Z.、西谛（郑振铎）、王平陵、滕固、王任叔、刘延陵等人的文章，为中国散文诗的理论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四以后，散文诗的创作与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只是在不同时期，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有所不同。就散文诗的研究看，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期，以王光明的《散文诗的世界》的出版为标志，不少诗人、诗论家都对散文诗的文体特征、发展历史进行过探讨。这种研究热潮的出现，当然与散文诗在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密切相关。文体研究是描述性的科学，文体理论的繁荣与成熟，依赖于该文体在艺术探索上的成熟。但是，相比于小说、抒情诗、散文等文体而言，散文诗只是一个小文体，一个处于边缘的文体，所以，人们对它的关注还相当不够。

      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大量接触散文诗的。当时，我在广西工作。广西是当时中国散文诗歌创作与出版的中心之一，许多朋友都有散文诗作品问世。由于受到朋友们的鼓舞，我在那种热潮中也创作了一些作品，结集为《爱与非爱的空间》于1992年出版。同时开始对散文诗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后来，我回到中国新诗研究所工作，在1995年完成了《散文诗文体论》和《散文诗作家论》两本书稿，但由于出版这样的书要亏本，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受，就一直放在书橱里。后者还在与一家出版社的联系中丢失，现在想来非常遗憾（当时没有电脑，20多万字的书稿都是一字一字写出来的，没有底稿）。直到2002年，我才从微薄的收入中节约了一笔钱把《散文诗文体论》印了出来。出版以后，得到了学界、诗界同人的一些好评。在该书的附录《散文诗文体的理性思考——几部散文诗论著的阅读札记》中，我谈到了多部散文诗研究、鉴赏方面的著作，包括王光明的《散文诗的世界》、《中外散文诗精品赏析》、徐成淼的《散文诗的精灵》、许淇、敏歧、李耕、耿林莽、彭匈、陶文鹏等主编的《中外散文诗鉴赏大观》、张彦加的《散文诗探艺》、王幅明的《美丽的混血儿——散文诗的技巧》、徐治平的《散文诗美学论》等等，这些都是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散文诗研究的主要成果。在那以后，又有一些新著出版，如张彦加的《美的文体》、《散文诗新论》，王志清的《心智场景》，龙彼德的《散文诗写作技巧100例》，黄永健的《深港散文诗初论》等等。此外，其他一些诗评家、诗人艾青、叶维廉、林非、谢冕、吕进、孙绍振、孙玉石、耿林莽、刘湛秋、柯蓝、郭风、刘再复、许淇、王尔碑、王珂、那家伦、田一文、向明、野曼、丁芒、李晶标、王慧骐、敏歧、楼肇明、秦兆基、严炎、陈少松、纯人等也发表了关于散文诗的论文。可以看出，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散文诗的研究是非常热闹的，取得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成果。这对散文诗文体理论的建设是大有好好处的。更令人高兴的是，现在还不断有热爱散文诗的同道走进散文诗研究的行列。深圳大学文学院的黄永健先生就是其中的执著追求者之一。

      黄永健首先是一位散文诗作家，出版有散文诗集《愤怒的剑兰》。他的专著《深港散文诗初论》是他在散文诗研究方面的第一颗厚重的果实。现在，他又完成了《中国散文诗研究》一书。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就在散文诗创作、研究方面取得了这么多成果，实在值得庆贺。

      黄永健在散文诗研究上所下的是硬工夫。他收集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研究散文诗的专著和论文，而且认真研读，吸收了在他看来具有学术价值的思想和观点，作为自己思考散文诗发展历史与文体演变的基础与参照。《中国散文诗研究》分为上、下二编，其实就是“史”与“论”两个部分。该书有一个副标题“现代汉语背景下一种新文体的理论建构”，限定了作者的研究对象和切入角度，其关键词是“现代汉语背景”、“新文体”和“理论建构”。

       上编分为六章，把中国散文诗分为六个时段（板块）进行了历史的勾勒，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散文诗；30、40年代的散文诗；50、60年代的散文诗；80、90年代的散文诗；台湾的散文诗；香港的散文诗。作者结合历史的演变轨迹，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散文诗发展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勾勒，对一些在文学史关注不多的散文诗作家与作品给予了新的挖掘与评价，比如刘半农、徐玉诺、高长虹、焦菊隐、李金发、徐志摩等都是他主要关注的诗人，对他们的散文诗的艺术性、思想性以及在中国散文诗发展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比较求实的分析。由于作者与台湾、香港地区的诗人联系比较紧密，掌握了相当丰富的诗学材料，他在这一部分论述台湾、香港散文诗的发展时显出了与众不同的特色，对于大陆读者与研究者来说，具有相当的史料和艺术价值。我在写作《散文诗文体论》的时候，虽然参照了不少中外诗人的作品，但总的来说，我更注重“论”一方面，而对“史”，则主要是对新时期以来的散文诗发展进行了轮廓式的勾勒。也有一个专章论述台港散文诗，不过，由于当时的资料十分有限，只是借用了一些选本和零散的刊物了解有关信息，所以写得相当单薄，对台港散文诗的艺术特色揭示得不够深入和全面。黄永健先生对台港散文诗发展的研究，对我的那本小书的有关内容具有很重要的补充作用，对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散文诗的整体特征，应该是有很大帮助的。

    下编主要探讨散文诗的文体特征，也分为六章，分别论述了：（1），散文诗的本体，作者认为诗的本体包括情、意、道、思，而现代诗的本体是“跳跃性纵向推进的现代感情，情绪状态”，现代散文诗的本体是“扩展性发散演绎的现代感情、情绪状态”；（2）散文诗的本体形式及其生成；（3）散文诗的结构，把散文诗的结构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情感模块的平面组合、立体交叉组合和网络状组合，并指出，“现代自由分行诗和散文诗的本体同为现代性的人类感情情绪状态，因此，只要人类依然生活在现代性的环境之中，二者将并行不悖同为现代人类表情达意的文体样式，不过从表达效果上看，散文诗更宜于表现人类现代性的潜意识情景，达到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具有召唤功能的诗思境层，情绪流徙不居，意识波荡起伏，意象交相迭措的网络状、立体交叉状的心理图式和心理结构以散文诗进行充分的展开和呈示，更合理，更宜于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达成异质的理想状态”；（4）散文诗的语言，认为散文诗语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即自然流畅、抽象空灵和旋律感、杂沓感；（5）散文诗的审美功能，包括隐喻性、象征性、反讽性、自审性、批评性等；（6）散文诗的本体地位，从历时文体学、共时文体学等不同角度探讨了散文诗在文体学发展中的地位，并根据人们当下对散文诗的关注，认为“散文诗作为当代文坛一个独立文类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散文诗的文体地位在提升”，对散文诗的未来充满自信：“散文诗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会作为现代后现代社会一个独立的诗体形式与新诗并行不悖地发展下去，而且散文诗越是坚持这种批判性、审思性、反讽性的审美品格和美学取向，就越能长期地保持自身的文体优势，巩固自己的文体构成要素，在坚守文体本质性构成要素的前提下吸收、同化其它文类的文体构成的次要因素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段和文体样式，散文诗有望在现代中国发出更大的声音，出现重要的作品。”这些论述都是有见地的。在论述中，作者吸收了前人的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台湾、香港诗人和学者的研究成果，甚至其他一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作者具有比较良好的知识结构，也使他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中国散文诗研究》所体现的学风也值得肯定。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中，“史”与“论”往往是分离的，研究史的著作，往往拘泥于史料，难以获得对一文体的总体评价，而一些以论为主的著作，又脱离对史的打量，甚至脱离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出现了不少主观、武断的结论，这些对文学的创作与研究都可能带来弊端。事实上，诗歌研究（甚至所有的文学研究）都无法摆脱“史”与“论”的双重制约，前者是诗歌发展的历史事实，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基础，任何想象、推理都要以此为基础；后者是对诗歌艺术规律的总结，是对“史”的提炼与理论升华。只有将“史”与“论”结合起来，诗歌研究才能实现既求实又创新的学术目标，才能真正推动诗歌与诗学的进步。在这方面，黄永健先生的研究体现了求实、创新的良好学风。这是他取得成功的基石，也将成为他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保障。

    在当下的各种文体中，散文诗只是一个小文体，是现代诗歌的一个分支。但因为具有独特的牧歌特色，它也是最适合表达现代人心理渴求的文体之一，对它的研究，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现代人的心理需要，是对现代人给予的人文关怀。学术界对散文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与整个20世纪以来的散文诗发展相比，似乎还显得不够，还有许多课题需要开拓，比如，我们现在还缺乏一部系统的散文诗发展史方面的著作；我们还没有散文诗理论批评史著作；除了对鲁迅《野草》的研究之外，我们还没有专门研究单个散文诗作家的专著；我们还没有专门对中外散文诗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等等。黄永健先生在散文诗研究中取得的成果显示了他的实力，作为同样喜爱散文诗并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的同好，我期待他在散文诗研究方面取得更丰硕的果实，着实推动散文诗创作与研究的发展。

是为序。

      2004年2月8日，于西南师范大学桃花山寓所

作者，蒋登科，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