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弩之背影（序二）
梁新荣 香港能仁学院中文系讲师
说散文诗的研究是比较文学范畴的事，是没有人会反对的。因为所有研究这种文类的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谈到法国的波特莱尔、黎巴嫩的纪伯伦、俄国的屠格烈夫和印度的泰戈尔等名字来。比较文学当然不是两种不同文化领域下的文学作品（或题材）的对等比较，而应该是「文学关系研究」，台湾张汉良说：第一种关系，是传统的影响接受研究，其目的是建立文学史。第二种关系，是类比研究，其目的是建立文学的类型系统。
这些年来，两岸三地有关散文诗的创作和研究，无疑是兴盛的。但散文诗是“弱势文体”的现象并未因此而改变。究其原因如下：其一、作家理论家对散文诗的文类认知，差距仍大。关于这点，已为有识之士所察觉，两岸的学者都有提出类似“散文诗不归属于诗，也不归属于散文，而为一既定存在的独立文类”的看法。这渐为建设散文诗理论者的共识。其二、散文诗的创作曾产生了大量追求词藻华丽妩媚而内容苍白空洞的产品。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效应底下，优秀的散文诗作品给湮没了，读者的接受情况陷进一个低谷。缺乏广阔的读者群令文体的推动困难。其三、为了改变受文学界和评论界忽视的现象，有些散文诗人和编辑开始“媚俗”起来，他们把美女照放在散文诗杂志上，企图吸引读者的目光，而不是从提升作品质量和理论建设上着手，或思索如何结合文化的元素，寻求一个切合商品社会的存在方式。如此短视，其结果便可能把散文诗引进一个比读者群少更为危险的境地。我国散文诗的创作实践、翻译推介和理论探讨其实都有与白话诗“同等”悠长的历史。第一首散文诗是沈尹默的《月夜》，与第一批白话诗同时发表在一九一八年的《新青年》杂志上。稍前于创作，刘半农第一次引进了外国散文诗作，他翻译了印度作家拉坦德维的散文诗《我行雪中》。此后对散文诗的翻译推介不曾歇止。据台湾学者痖弦的研究，四九年前，波特莱尔、王尔德、泰戈尔、屠格烈夫四大散文诗家的作品，已全部译为中文并结集出版。理论建设的起步也是早来的春天。当时，郑振锋在《新青年》杂志上便曾连续组织过三次讨论散文诗的专辑。诗人郭沫若、滕固、高长虹等都曾对散文诗的文体特性进行过深刻的探讨。但散文诗后来的发展却趑趄不前，“千呼万唤始出来”，八十年代伊始，国内忽尔冒出一股散文诗的热潮，风靡全国。这种人为的外力把散文诗推上了一条贯通南东西北的“驰道”，其发展速度数倍于民初。文体抢占了“刊物媒介”的发言权，固然可以做成一种繁华喧闹的假象，令许多迷失的散文诗人沾沾自喜。但历史却是严肃的，最终如何回归“史的书写”，却是另一个情况，甚而可能是反面的。在这当中，理论的建设便有其积极的意义。虽已从早期的状况下滑，现在散文诗的创作仍能“保温”，但相对理论的深化却仍未臻“掀盖”的时候。毋庸置疑，我国第一座散文诗的山峰是鲁迅的《野草》。除了国内，港台两地的学者对鲁迅其人其文都存有或多或少的误解，杂文和小说不说，这种不同程度的误解足令鲁迅的“散文诗”得不到相应的评价。在散文诗研究和创作风气渐臻热切的时候，把鲁迅《野草》重温，无疑是有意义的。深圳大学教授黄永健研究散文诗，历时已久，他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切入，对这种“边缘化”的文类作出深度的剖视。我认为，文类研究，宜从“历史”及“作品”两方面去立说，否则大可不学无术，各凭己意，脱轨立论，而自圆其说。但这样徒增添学术研究上的混乱，这关乎文学研究的“纪律”。黄永健回溯散文诗的上游，并援引大量作品，以“史”为经，以“文本”为纬，提出了他“语流文体”的看法。这是站得住脚的。黄永健说，最能体现刘半农散文诗自觉地向现代散文诗“语流文体”贴近的作品当为“在墨蓝的海洋深处”。这里抽引第一节且看他所谓的“语流文体”是怎样的文字：在墨蓝的海洋深处，暗礁的底里，一些些的微波，我们永世看不见，但若推算它的来因去果，它可直达到世界的边际啊！
我理解的“语流文体”是一种介乎诗歌与散文间的文字。而这种文字没有诗强烈的内在节奏（许多时反倒会回归到诗歌的形式节奏来），字词的极度提炼措置，也不像散文的自然松散，或负载了作者刻意经营的思想意念，尤其是没有西洋小品那种的闲逸的风味，而是一种“有意无意”间趋近思维的自然流动的文字。如墨蓝海洋深处、暗礁的底里，按散文逻辑的思维，是会想到“海床”、“深水鱼类”、“不见天日”、“压力巨大”等意象或形象来，而不会想到“一些些的微波”，但思维自然而然，是有可能想到“微波”的。想到“微波”也不一定有诗意，诗意在“若推算它的来因去果，它可直远到世界的边际啊！”才出现了。这种文字不同于诗（尤其形式）也非散文语句，是谓“语流文体”也。
这两年间，我籍着进修之由多次往返深圳，常在周末与黄永健相聚于华侨城雅兰居。那是一个雅致清幽的屋苑。从白石洲走去，穿过杂乱的民居后，一边是婆娑树影，一边是不同的百姓店铺，平民得很的一片城区。永健为了散文诗的研究工作，在这里租赁小室辟为工作间，拒绝都市新新人类的灯红酒绿，而对旧式文人的青灯黄卷甘之如饴。在这狭小的空间内，案头床上、衣橱墙角，都堆放了一叠叠的书刊杂志和影印文稿。我有时和他立在西南的露台上辩论起散文诗的某些观点，扯东拉西，不觉夜深了。忽尔一排矮树丛外响起了烟花的爆破声，那是“世界之窗”周末七时四十五分的烟花汇演。烟花的光芒照射在我们的脸上，复又归于平淡，一种生涯的顺逆、得失、起灭、暂久，诸般复杂的滋味涌在心头。此时此刻，知识份子的家国重担与个人感慨，浓厚到无以复加。有时夜再深，我踏着侨城的月色返回白石洲去，留下永健弓弩般的背影在书桌前。那是个如雕塑般坚定的形象，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刚毅和承担。晚上我在空洞无人的房间内一边翻着书，一边聆听滚石歌手的呐喊，“我把梦，撕了一页，不懂明天该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下了一夜，您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日照雨底，屋村的紫薇花开了又落，又终于那一天，永健送来了他有关散文诗论著的全书定稿，我激动不已，常言“天道酬勤”，我亲身目睹这位来自安徽农村的朋友的拼搏勤奋，确是很令人感动，如今成果堆累，自是天道之必然。这本《中国散文诗研究——现代汉语背景下一种新文体的理论建构》凡二十余万言，纵横开阖，气派宏厚，所论所析，都是很精采。我惶恐提笔，心之愧疚，难与人言。是为序。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日午后于香港杏花村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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