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散文诗理论研究
紫藤山
散文诗作为现代社会应运而生的一种很特别的文类，从法国扩散到全世界，从19世纪演变至今，业已成为一种不可否认不可取消的文学事实、艺术存在和诗学描述对象。随着散文诗作品水平提升，作家声誉日隆（包括诺奖所带来的文学声望），散文诗理论和批评成为世界文坛不可否认不可取消的学术探索领域，根据作者的观察，迄今中外学术界对于散文诗这一被建构起来的文类，都进行了并且也正在进行着诸如文体学、美学、文学史论、创作论、批评论甚至社会学的理论探讨，[17]散文诗在中国文坛兴起晚于欧美，因此中国的散文诗理论研究同样晚于欧美文坛。近百年来的中国散文诗理论研究时断时续，正如散文诗创作和影响的时断时续一样。总体上看，中国散文诗理论研究出现三个高潮期，即20世纪20、30年代、20世纪50-70年代（台港学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之间。20世纪20、30年代散文诗刚刚被引进中国文坛，散文诗这种提倡自由解放精神的新诗体迎合了时代的需要，迎合了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的需要，加上当时文坛精英大多具有留学东西洋的学术背景，熟悉西学，因此，虽然当时的一批散文诗探索者无意深入研究，但是他们对于这种舶来诗体的本土阐释，从一开始就有了国际眼光和理论深度。
20世纪20、30年代，除了上节所提到的刘半农、高长虹、郭沫若、徐志摩等之外，郑振铎、腾固、于庚虞的理论探讨也具有理论开创意义。1922年，郑振铎（笔名西谛）在其主编的《文学旬刊》上开辟“散文诗”专栏，先后发表系列文章，引发争鸣，探讨散文诗概念和艺术特征，对促进散文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8]郑振铎（笔名西谛）的《论散文诗》一文中首先引述大量境外学者对于诗的本质界定，最终提出自己的总看法：有韵无韵不能作为诗的必要条件。诗里面的元素：
几乎在郑振铎发表《论散文诗》的同时，腾固于《文学周报》（1922年2月1日）发表了同题论文《论散文诗》，表示是“读了西谛君的论文后，临时发动，拉杂书之”， 腾固留学日本、德国，东西学问皆有根底，因此他的一番评说对于当时的文坛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说服力。腾固认为散文诗起源有两个前提：1、诗体的解放 2、起源于很精干的小品文。这篇文章与郑振铎最大的不同，是将散文诗的历史上限推演到中国古代的小品文，论文中列举郦道元《水经注》“自三峡七百里中……”，陆龟蒙《笠译丛书》的“紫溪翁”，《东坡志林》的“记承天寺夜游”、“儋耳书”为中国古典散文诗。但是又说阿伦坡（爱伦坡）是散文诗的创始者，因此，文章显得有些凌乱龃龉。腾固引用当时日本的散文诗作家白岛省吾《幻之日》的自序对于散文诗的界定：
诗的韵律，亘在行间
有一种焦点
那（末）么不很长的
腾固对以上三点逐一延伸解释：第一，“诗的韵律，亘在行间”指的是“形式的美，内在的响亮”；第二，“焦点”是指“有诗的内容的表现”；第三，“不很长”是如爱伦坡所说的“诗是唱出刹那间的感情，所以长的不自然，短的才自然”。有了这三者，散文、普通散文诗及韵文的界限可以明明白白了。尤为引人瞩目的是，腾固用原色青、黄并之成“绿“，诗与剧二体并之成“诗剧”的形象比喻来说明散文体的文体混合特征，一个多世纪以来被众多论者加以引述。腾固和郭沫若关于散文诗的形式主义的论断，对中国二十世纪散文诗的演变影响很大，当然它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否认，直至今天散文诗有时被写成散漫平庸的短散文，依然与这个解释不无干系。
于庚虞曾留学英国，游历西欧，受现代诗风影响较深，出版过散文诗集《魔鬼的舞蹈》、《孤灵》等，“饱读西洋诗人的集子和论诗的书物”，1934年他在为自己的诗集《世纪的脸》所做的序文中，发表对于散文诗的看法。他认为波德莱尔、屠格涅夫和泰戈尔的散文诗以偏于情思者居多，但有时只表白思想，与平常的散文无殊，因此不是美满的散文诗。在于庚虞看来，散文诗包含“情思”、“诗之辞藻”两个重要元素，在情思上，散文诗介乎感情与思想之间，而偏乎思想，在文字上，散文诗介乎诗辞与散文之间，而偏乎散文。所谓偏乎思想与散文者，仍含有诗之感情与诗之辞藻，不过思想与散文的成分较多耳，……因此，我们可以说，散文诗乃以美的近于诗辞的散文，表现人类更深邃的情思。散文诗写到绝技时，仍能将思想融化在感情里，在字里行间蕴藏着和谐的音节。[20]对照于氏的散文诗我们可以说，于庚虞强调的是散文诗所要表现的“思想”—— 人类更深邃的情思，隐隐约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情绪——波德莱尔的所说的现代都市的无数关系的交织，这一点正是他不同于超越于西谛与腾固的理论发现。
由于现代诗在1950年代以后的大陆风光不再，与此同时，现代派诗歌在台湾和香港获得新的演化空间，于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国的散文诗理论探索转移至台港学界，众所周之，1956年纪弦在台北成立以现代派诗人为主力阵容的“现代派”，发表“现代诗的六大信条”，第一条就宣称“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含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
50年代至70年代台湾出现商禽、管管、痖弦、苏绍连、杜十三、渡也、刘克襄、杨牧、陈芳明、罗青、林换章、瓦历斯·诺干、温健骝等著名散文诗作家，主张诗歌全盘西化的纪弦也有散文诗传世，与其同时余光中、纪弦、罗青、痖弦、林以亮等接过散文诗这个话题进行学理探讨，按照陈微仁《台湾现代散文诗新论》的说法，余光中、纪弦、罗青反对散文诗的本体或命名，余光中斥散文诗“非驴非马”，[21]纪弦认为“形式上把它当作‘韵文诗’的对称则可，本质上把它看做介乎诗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学则不可。这应该加以个别的审核：如果它的本质是诗，就叫它归队于诗，如果它的本质是散文，就叫它归队于散文。这个名称也太灰色了，为了处理的方便，我的意思是：干脆把它取消拉倒”。为方便文类划分的，罗青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即承认散文诗仍然是诗，但是它是“分段诗”，罗青认为“散文诗”这个名字为外来语，到了中国何妨给它起个新名子，“分段诗”这个非常形式化的名称看来得到台湾文坛的认可，台湾的莫渝1997年出版《阅读台湾散文诗》（台湾第一部散文诗理论专著）认为散文诗有许多别名，如分段诗、短歌、掌上小札、抒情小品、抒情短文、小品……等，将“分段诗”置于首位。痖弦1960年发表《现代诗短札》，认为散文诗“绝非散文与诗的鸡尾酒，而是借散文的形式写成的诗，本质上仍是诗，一如借剧的形式写成的诗，是剧诗，而非诗剧。[22]
香港学者林以亮（宋淇，张爱玲、钱钟书的文学知音）1970年代发表《论散文诗》一文，[23]可以说是在叶维廉发表《散文诗——为“单面人”而设的诗的引桥》（1992年发表于《创世纪》杂志87期）之前台港学术界关于散文诗理论的代表性成果。在这篇论文中林氏没有像台湾学者那样将散文诗改名易姓为“分段诗“，仍然称其为“散文诗”，他将散文诗文类放在文学大家族中考察，认为散文诗是文学大家族中一个弱势文类，弱势存在。他认为文学作品分散文和诗二大类，散文诗介于二者之间，就像白日和黑夜之间存在着黄昏，黑夜和白日之间存在着黎明一样，散文诗是文学（一整天）之中朦胧的半明半暗的“黄昏”和“黎明”，相对于白天和黑夜来说，“黄昏”和“黎明”是过渡性的短暂的存在，林以亮俏皮地以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来说明散文诗的特殊的、边缘的美质。
严格来说，林氏还是从形式角度来界定散文诗的。他认为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从形式看是散文诗，英法两国十七世纪的“诗意的散文”也是散文诗,林氏将散文诗的定制者锁定为美裔英国人史密斯（Logan Pearsall Smith 1865-1946），史密斯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创造出一种新的散文:具有音乐性，但并没有固定的节奏和韵，表现突然而来的感触，心境的变幻，和白日梦想的而动荡起伏，……在写这作品时，再三推敲，往往将一篇东西反复重写，删去不必要或看上去多余的字眼，一直删到删无可删为止。史密斯从波德莱尔得到灵感，作品和波德莱尔大异其趣，因为他的散文诗“小品”像极短篇小说，有时像一首抒情诗，有时是无情的自我剖析，对人对己的冷嘲，一直爬剔到心灵的深处，有时却是一句含有至理的警句。[24]我们检视史密斯的散文诗，确实如林以亮说的那样精炼、含蓄、表现突然而来的感触，心境的变幻，和白日梦想的而动荡起伏相对而言，史密斯的散文诗表现现代人的心灵真实，具有散文的细节、情节，比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更加简练，林以亮以这种文本作为现代（近代）散文诗的范本不无理论说服力。
在创作论上，林以亮告诫青年作者不要轻易试手，因为“散文诗是一种极难运用恰到好处的形式，要写得好散文诗，非要自己先是一个第一流的诗人或散文家，或二者都是不可”。他举十九世纪后期法国作家鲁易斯（PIERRE LOUYS）散文诗《芦笛》、美国诗人史密斯的《星》、《社交成功》、马拉美的《秋天的哀愁》来说明，并进一步指出：
“以上所引的作家，哪一个不是在他自己的范围之内极有成就的诗人、小说家或散文诗作家？他们在正经的工作完成了之后，才偶一为之，写一两篇散文诗，而且，他们对于诗和散文的操纵能力是如此之完美，在写散文诗时几乎都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内在需要才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写诗，或写不好散文，才采取这种取巧的办法。所以对基本入门的训练都没有做好的青年来说，散文诗是一个大忌”
林以亮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台湾诗人和评论家对散文诗的看法。到了1990年代，叶维廉关于Lyric 的运作脉络的理论阐释只是比林氏的解释更加清晰一些，在关于散文诗的政治意义上（审美现代性）的延伸阐释方面超越了林以亮。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以来，散文诗在大陆获得新的生机，散文诗创作、批评、研究同步推进，同时台港及海外华人学者也加大散文诗理论研究力度，产生了一系列学术成果。据资深散文诗诗人、《散文诗》杂志前主编邹岳汉先生统计，这期间发生的若干重大转折在中国散文诗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第一家散文诗期刊、第一家散文诗报纸的创办及散文诗丛书的大量出版；散文诗人队伍从原来“寥若晨星”的境况演进到现在“满天星斗”的壮观——更重要的是诗人的创新意识已使散文诗的表现形式发生了与传统模式迥异的变革；第一部散文诗理论著作出版带动的散文诗研究的步步深入及多种散文诗选本的出版。散文诗理论专著相继出版与理论框架的建立 ，标志着中国当代散文诗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与散文诗创作现状相适应的突破性进展。据邹岳汉《我国20年散文诗发展概观》一文的统计，近20几年来发表的散文诗理论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一）《散文诗的世界》，王光明著，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初版，1992年1月修订版，17万字。本书是我国第一部散文诗的系统理论专著。王光明指出：散文诗是“兼有诗与散文特点的一种抒情文学样式。它化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描写性的某些特点。从本质上看，它属于诗，有诗的情绪和幻想，给读者美感和想象，但内容上保留了有诗意的散文性细节；从形式上看，它有散文的外观，不像诗歌那样分行和押韵，但不乏内在的音乐美和节奏感。散文诗一般表现作者基于社会和人生背景的小感触，注意描写客观生活触发下思想感情的波动和片断。这些特点，决定了它题材上的丰富性，也决定了它的形态短小灵活。散文诗不是散文化的诗，也不是诗化的散文，更不是避难就易的乖巧文体；恰恰相反，它是深沉感应现代人类内心意识和情感律动的独立文学品种。王光明首次将散文诗与审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以此为起点，散文诗的审美现代性被后来的徐成淼、黄永健加以延伸阐释，几乎变成了当代散文诗美学共识。
（二）《散文诗的精灵》，徐成淼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13万字。作者认为“散文诗是用散文式的语言表现内容的一种自由体诗” 徐成淼十分强调散文诗的审美现代性，提出散文告别传统告别清浅走向都市走向繁复变幻的文类转型问题，引起当代汉语散文诗界的高度重视。意象型散文诗（相对于传统的意境型散文诗）“它注重人的内心图景和意识流动：意象的复沓、叠加、变幻，将之组合为意象流、意象链和意象群，以便表达跳动的、变幻的、复杂的现代人的生活流程和心理状态。比之于意境，意象型散文诗的主体意识更显强烈”，并“将促成散文诗最终彻底摆脱抒情散文的倂合和同化”，“其独立品格便更加鲜明”。
（三）《建构与超越》，方文竹著，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2年8月初版，约4万字。方文竹强调语言的特殊建构作用，指出“散文诗是语言的极致表现，散文诗立足文坛靠的还是怎样建构语言这座迷宫”。
（四）《散文诗探艺》，张彦加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24万字。作者认为“散文诗是诗和文的渗透、交叉产生的新文体”。他采用包忠文的观点，认为：“散文诗中的‘散文’，并非专指我们通常所讲的抒情、描写性的散文，而是文学艺术除诗歌外的所有形式的总称，其中包括小说、剧本、杂文、寓言、传说、神话等”，这种看法似乎得到中外散文诗文本的验证，作者特别强调散文诗与“小诗”的区别，认为泰戈尔的《飞鸟集》和纪伯伦的《沙与沫》“其中大部分篇什仍然是‘小诗’而非散文诗”。
（五）《美丽的混血儿》，王幅明著，花城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17万字。作者针对“非驴非马说”对散文诗的歧视提出“散文诗”存在的合理性、优越性：“散文诗很像一个美丽的混血儿。它有诗与散文两种截然不同的血缘关系。但它既不是诗，也不是散文。它有充分的理由向世人宣告：它是一种独立文体”。
（六）《散文诗美学论》，徐治平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22万字。徐治平论述散文诗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散文诗也是一种外来文化。散文诗这一新文体一旦移植到中国，便迅速地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具有深厚文化沃土的大地上扎根、成长，开出绚丽的繁花。”其原因是“散文诗从外国引进的那天起，就很快地与我国原有的诗化散文小品相融合……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并援例证实我国现、当代散文诗较普遍地继承了古典文学中“准散文诗”（诗化散文小品）及古典诗、词在语言、结构、音韵、意境等方面的遗传基因。
（七）《心智场景》，王志清著，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12.8万字。本书针对散文诗创作的某些现状，提出“当代散文诗危困”这个命题。指出“散文诗面临的问题，不是追求其纯粹性，而是增加现代意识、创新精神和真正的社会责任感，扩大生存空间，拓宽接触层面”，“要作为时代潮流撞击下的心灵回音壁”。
（八）《美的文体》，张彦加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九）《中国现代散文诗艺术论》，李标晶著，甘肃教育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十）《散文诗文体论》，蒋登科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28.8万字。这是一部系统研究散文诗文体的专著，共十三章。作者从散文诗的文体可能、文体位置，散文诗的审美视点、语言特色、意象营构、旋律特征、结构方式、美学特征等方面探讨了散文诗的文体构成要素，论述了散文诗与抒情诗、抒情散文的区别和联系，认为散文诗是一种独立的、具有自身艺术规律的文体，“它具有诗的内视点特征，具有语言上的舒放性、旋律性和一定程度的随意性。”以此为基础，作者还对散文诗文体探索中的得失进行了概括，提出了“从小感觉到史诗性”、“从生活哲理到人生哲学”、“从办事的语言到心灵的语言”、“从线性结构到辐散结构”等发展趋向，并对“散文诗的散文化倾向”提出了批评，对中国当代散文诗（含台港散文诗）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描述。
（十一）《散文诗新论》，张彦加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25万字。为作者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事散文诗理论研究的结集，整体上汲取了作者以前出版的《美的文体》、《散文诗探艺》等著述的研究成果。书中论及抒情散文与散文诗的区别：“区别的办法还是看其是抒写心灵或情绪及其波动为主，还是抒写真实的人和事为主”。作者尝试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对“浓缩与细致”、“简笔与工笔”、“蕴藉与外显”、“形象与抽象”等一系列写作方法上的“二律背反”问题进行探讨。
（十二）《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论》，李标晶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40.1万字。
本著作规模可观，尤其下功夫对当代散文诗名家逐一评价论定。上篇以历史分期为经、以作家思想艺术倾向为纬，评介了自沈尹默、刘半农、鲁迅起至上世纪40年代末散文诗作家60余人。下篇则主要以写作题材、艺术风格的异同对当代一批较重要的散文诗作家大致归类，然后扇形展开，逐一评介了艾青、流沙河、郭风、柯蓝、刘湛秋、刘再复、徐成淼、李耕、刘虔、耿林莽、邹岳汉、王志清、纪鹏、王宗仁、峭岩、王中才、江边、吴珹、佟希仁、王野、许淇、钟声扬、彭燕郊、天涯、管用和、孔林、唐大同、赵丽宏、秋原、谭仲池、梁彬艳、陈志泽、王慧瑛、陈慧瑛、胡昭、敏歧、屠岸、张长、楼肇明、海梦、雷抒雁等41人的散文诗创作。
（十三) 《中国散文诗研究》，黄永健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27.3万字。分上、下编共12章。上编《史论》六章，前三章纵向论述20世纪20年代，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散文诗发展进程，后三章横向论述台湾、大陆、香港散文诗创作的境况、实绩及走向，对各时期各地区散文诗作家、作品、理论涉及较为广泛。以较多篇幅论及当代陆续创办的几种散文诗报刊，新出版的主要散文诗作品集，主要散文诗理论专著，涵盖至2004年，史料新鲜翔实。下编《散文诗本体论》，分为“散文诗本体的形式及其生成”、“散文诗的结构”、“散文诗的语言”、“散文诗的审美功能”、“散文诗的文体地位”六章。本著试图史与论统合，构建现代汉语散文诗文类的内涵实质，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认为“散文诗作为当代文坛一个独立文类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散文诗的文体地位在提升”，“散文诗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会作为现代后现代社会一个独立的诗体形式与新诗并行不悖地发展下去，而且散文诗越是坚持这种批判性、审思性、反讽性的审美品格和美学取向，就越能长期地保持自身的文体优势，巩固自己的文体构成要素，在坚守文体本质性构成要素的前提下吸收、同化其它文类的文体构成的次要因素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段和文体样式，散文诗有望在现代中国发出更大的声音，出现重要的作品。”等。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其他一些诗评家、诗人艾青、叶维廉、林非、谢冕、吕进、孙绍振、孙玉石、耿林莽、刘湛秋、柯蓝、郭风、刘再复、许淇、王尔碑、王珂、那家伦、田一文、向明、野曼、丁芒、李晶标、王慧骐、敏歧、楼肇明、秦兆基、严炎、陈少松、纯人等也发表了关于散文诗的论文。[25]
而这一时期，台湾和香港的散文诗理论研究也在向前推进，台湾出现了散文诗理论专著，1997年莫渝出版《阅读台湾散文诗》，在此之前，莫渝在其选编的台湾第一本散文诗集《情愿让雨淋着》写的代序《略谈散文诗》一文中，已经对散文诗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世界第一部散文诗集应为《夜中人加斯巴》（《夜之卡斯帕尔》），法国唯美作家彼埃·鲁易1894年（其人时年24岁）推出的《比利提斯之歌》，散文诗才出现了齐一的格式，即每首分四段，每段长短（音节、字数）大致相仿，具有抒情散文的灵活多样变化。莫渝最后总结：
1、散文诗定义和美学基础，仍局限于诗的范畴内；
2、具有诗的意象意境，语言凝练精简，节奏自然；
3、具有抒情散文的灵活多样变化；
4、不押韵、不分行、分段；
5、篇幅短小（容有例外，如波德莱尔和佩斯）；
6、台湾对散文诗另有不同命名，如分段诗、短歌、掌上小扎、抒情小品、抒情短文、小品……它们都可以纳入散文诗这个锦囊袋内。
7、似乎可以用具有两栖性格的蝙蝠（具有鸟类和鼠辈的两栖性格）譬喻散文诗存在的事实，同一篇散文诗作品，出现在散文选集里，也收进诗选集内，尽管如此，它是诗人的产品，跟史诗、叙事诗、乡土诗、爱情诗等一样，没有人会说散文家创作了散文诗，倒是有些会以散文诗人或散文诗作者称呼。
莫渝之外，暨南国际大学中语所蔡明展1998年撰写硕士论文《台湾散文诗研究》，[26]尤其需要提出的是青年学者陈巍仁于2001年出版的《台湾现代散文诗新论》，从史论、文类论、关系论、艺术论、主题论六个方位全面切入台湾散文诗论域，得出结论1、散文诗文类地位得到了强化 2、散文诗创作技巧也在创新之中3、散文诗在扩展主题4 散文诗的界限有愈加模糊的趋势。陈巍仁在文类论部分专辟“散文诗为独立文类之意义”一节，讨论散文诗自我独立的原因，陈氏以台湾诗人陈克华散文诗《地下铁》得奖风波为例来说明，《地下铁》突破征文规定夺得大奖，可以看做是新兴文类反抗旧有文类权利，争夺自我权利的表现，此其一，其二，散文诗应运而生是“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的结果，是“影响的焦虑”（布鲁姆）带来的结果，所谓脱轨，是指从一个语言团体中脱离轨范的出轨现象，散文诗是从诗歌语言团体里脱轨旁逸自我建构起来的新文类，其三，文学作品不能只以诗、散文、小说、戏剧四类完全尽含，推到极端，并不是追求“元诗”, 而是要追求能够表现纯粹文学艺术的“元类”，其他文类的区分都是没有必要的，散文诗其实就是一种脱离传统文类，趋向“元类”的新文类，它当然不是“元类”的表现，但却是通向“元类”指标，“它”便是“它”，是一种打破文类迷思的创作形式。陈巍仁提出散文诗的“元类”观，极具有启发性，可以说是辨证地追问至散文诗本体论层面。2001年由香港艺展局赞助，两岸三地数十位散文诗作家和诗歌评论家聚会香港，研讨香港散文诗历史、现状及未来走向，会议论文结集为《香港散文诗研讨会论文集》，在这本论文集中台湾向明、文晓村、王禄松、金筑都发表了专文，介绍台湾散文诗的创作批评，其中文晓村认为，因为自50年代纪弦、余光中等人否定、诋毁散文诗，导致文坛后辈敬而远之，很少从事散文诗创作，这个观察大致正确，也从侧面揭示出台湾散文诗量小质高，大陆、香港散文诗量大质弱的个中缘由。
此外还有著名诗人学者就散文诗发表但篇论文，如叶维廉（见上文）、清维发表《在诗与文之间游走——散文诗的历史回顾》（1995）、秀陶《简论散文诗》（1996），萧萧《台湾散文诗美学》（1997）、杨宗翰《台湾散文诗美学》（1998）等等。[27]香港秀实2005年出版《散文诗的蝶与蛹》，讨论当代散文诗的“媚俗化”倾向。
黄永健，深圳大学教授，艺术学博士，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长期从事艺术学理论、诗学理论、文化创意产业及美学理论研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文艺研究》、《艺术百家》、《文化艺术研究》、《民族艺术研究》、《诗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60多篇。专著《艺术文化学》入选“艺术学教育丛书”、《艺术文化学导论》入选十二五艺术设计类国家规划教材，《艺术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入选“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第六辑）”，为当代松竹体十三行汉诗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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